论知情权和国家工作人员
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前 言
现代社会，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隐私权与知情权作为基本的人权，二者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冲突从未间断。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自然人，其隐私权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国家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的私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这就存在有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一、由一个案例所引出
原告：严孝奎 被告：刘浩岩
1991年11月29日，甘肃省煤炭总公司在靖远矿务局供应处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刘浩岩未经通知自行到会，除反映了其他问题外，还公开的说：“我们的局长严孝奎嫖风浪荡是矿区有名的。有个叫某某的女的，从化工厂调到地测处。严局长到她家带着招待所的厨子，拿着海参鱿鱼，这样做党风何在，廉政何在？等等。”对此原告便称：“1991年11月29日，刘浩岩未经组织指派，自行参加党风廉正座谈会，并借机给上级提意见之机,捏造事实，侮辱，诽谤原告.给矿物局造成恶劣影响，并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因此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刘浩岩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承担诉讼费用。”
对本案研究旨在分清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关系，这对范畴在现代社会中非常常见，也经常发生冲突，对本案的研究可认清发生冲突的原因。可进一步解决冲突.知情权是对自己之外的信息进行了解的权利，保障权利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信息空间进行介入，获取有关信息，从权利的主体角度来看，知情权具有外向性和开放性。隐私权是个人对有关自己私生活秘密进行控制的权利。在一定的界限内防止他人的侵入，并对非法侵入者进行制止或制裁。可见，从权利的主体角度来看隐私权具有自控性和保守性。这样如果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主体是同 一人时，则其既能对自己的秘密信息加以了解保有，又可以了解自身之外的信息.就可以达到信息的最大化，完满自己的精神利益。但是一旦知情的主体和隐私权的主体发生分离，则出现知情主体为了满足知情权，在对自己之外的信息空间介入的过程中，获取了他人不愿意公开的信息。此时，知情权人就可能侵犯了隐私权人的利益，就会产生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就如本案中的被告刘岩浩在对自己以外的信息加以了解外还对原告的秘密进行了了解，侵害了原告的隐私，引起了双方的矛盾,使冲突更加明显。
二、对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初步理解
笔者认为：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隐私权和知政权之间的冲突及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的冲突。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和社会大众知政权之间的矛盾，下面笔者就从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同公民知政之间的冲突权进行评析。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和弄清知情权和隐私权的性质和内容，才能更准确找到权利两主体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才能更准确的化解冲突，保护权利两主体各自的利益，有利于法院更及时的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
(一)知情权的性质和内容
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权利。也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但是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权利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笔者认为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首先，在国外，知情权作为公法上的权利而存在的。例如美国的《情报自由法》和德国的基本法都规定任何人都有从一般情报来源获取情报而不受自由限制。这是知情权作为宪法上的权利。其次，知情权又是一种对社会信息的、个人信息了解的一种权利，属于民事权利的属性。我国公民享有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事务的知情权。从法律的调整范围而言，这属于宪法和行政法予以规定的内容。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知情权在法律上与信息公开制度相连，知情权的内容主要就是公民享有了解国家政务信息的权利，也是一种知悉政务的权利，范围比较狭窄。在我国法律没有明显规定知情权，根据笔者总结，知情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道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以及社会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2）社会知情权，是指公民有权知道社会所发生的，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和情况，有权了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3）对个人信息的了解权是指公民对有关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权，如自己的出生时间、地点、亲生父母等。（4）法人知情权，是指法人在不妨碍他人利益和社会的情况下，有权获得一切对它有用的信息。其中包括法人机构对其内部成员的有关情况知悉以及法人要求加入其组织的人主要情况的知悉。（5）法定的知情权，是指司法机关为侦查案件、审判案件收集证据而享有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司法机关行使国家赋予的特有的公共权力，在侦查和审判的过程中了解有关案情，则属于国家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体现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所以不宜纳入知情权的范围。
（二）隐私权的性质和特征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对其个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其特征有：（1）隐私权的主体指的是公民即自然人。隐私权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并不包括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企业法人的秘密实际上就是商业秘密。商业秘密不具有隐私所具有的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本质属性。如果让这些法人也享有隐私权，就有可能使他们在法律上找到根据，拒绝人民群众的监督、质询，不利于民主建设和廉正建设。（2）隐私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私人活动是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的两性生活、婚外恋和婚外性活动。个人信息也称个人情报资料、个人咨讯，包括所有的个人情况。比如身高、体重、财产情况、婚恋情况和住所。（3）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当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因此，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应当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情报、资料。
只有准确的划分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限，有利于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但笔者认为：不管将知情权和隐私权的界限如何细分，但两者之间的冲突还会不断发生。在当今社会，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欲演欲烈。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国家工作人员的知情和人民大众的知政权，要正确的看待这种矛盾，并且从冲突的主体角度出发，对这种引起冲突的原因进行论述。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和社会知政权之间的冲突
（一）两者之间的冲突的原因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笔者认为，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表面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表现为两种司法或民法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冲突的背后蕴含着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一，从冲突的一方，即公众的知政权来看，这是一种根本的民主权利。所谓民主政治，简言之，就是同意的政治，治者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在公共论坛上形成的主流意愿应当是由多数公民基于正确的信息而形成的意愿汇集成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一届政府或官员的命运应当最终决定于这种主流意愿。明智的同一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的，只有足够的信息——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信息，而且包括官员的行为、品质、发展历程等私人信息——才能保障做出准确、明智的判断。另外，虽然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它来源于公众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等基本情况。这是公众知政权的主要内容。公众知政权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
第二，从冲突的另一方，即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看。国家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行使或活动，他的行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是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这些行为是对其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和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基本上可以划分开来的。从利益的角度而言，官员的行为可以分为公益行为和私益行为，公共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公共利益，自身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私人利益。但这两种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官员的公益行为也可以促进私人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官员由于担任公职，从事公益行为而能够获得薪金。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隐私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
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国家官员以官员的身份行事时，他是国家公权力的化身。在这些行为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正面的与反面的，不管官员本人是否愿意将其披露出去，都应该可以被公众所知悉。官员的这些与共权力行使直接向联系的隐私，已经彻底变性，本质上已经不是民法所要保护的隐私了。因此，尽管表面上还表现为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本质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问题不甚明显的是，对官员的与其公共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予以披露所引起的公民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能否被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披露官员在某次私人交往中贪图便宜、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有过不诚实行为。对这些隐私的披露所引起的纠纷是否可以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与被披露者的公职的适应性有着直接或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体现在公共权力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和体现在自身权利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在私人事务方面处理他人钱财是不够诚实，这一事实对于决定它是否具备掌握公共财政的适应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私生活方面贪财而自私的人同样可能在公共行为中体现这种个性；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的人可能无法全心身的投入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动用公共权力来为他的放纵生活创造条件或用公共财政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所以，一个官员的私人品性和信息经常具有公共意义，其私人领域中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私人品德可能影响公共权利的行使。
（二）国家工作人员隐私的范围
国家机关是组织体，其没有隐私权自然也就没有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自然人，应当享有隐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家工作人员又与一般的社会公众不同，因为他们富有管理国家事务的职责，必须具有良好的品行、杰出的才干、健康的身体，才能合乎职责的要求。为了对国家工作人员加以合理的选拔，也为了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合理的管理，人民必须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些私人信息得以了解，以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与政务有关的活动，并行使选举与罢免权。那么我们应该仔细的划分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范围。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公民的区别。对于一般社会公众而言，自己的出生、家庭状况、学历、健康状况、财产状况等均是个人信息，而且在一般的情况下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都是个人隐私。但对国家工作人员而言，他们对于国家公共事务有管理等特别的责任。这些个人情况已经成为其是否能恰当履行职责的注释，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信息，而且与公共利益或国家活动有关。例如在国外有阳光法，即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自己财产情况的法律，而其他个人的财产秘密信息却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随意公开。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是政治国家的“政治动物”其最高利益是为‘公’服务，不能为‘私’去奋斗，这是市民社会与一般成员的本质区别。正如恩格斯在与彼得•拉普罗夫论战中精辟指出的：“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保护，但跟人隐私甚至阴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意思的保护，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因此，政府官员的许多隐私摆脱了个人的影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公共利益的必要组成部分，必须为社会公众所了解，成为知政权的客体，可以说，官员的级别越高，其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联系就越紧密，官员的隐私范围就越小，即所谓的人们常说的“官员无隐私”。
第二、民主法制社会的一般要求，在任何以往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奴隶和农奴都没有了解奴隶主和封建主活动的权利，但无论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建立民主法制国家为目标。例如我国在近几年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提出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民主是我国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又如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则标榜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所谓民主，就是国家事务不是由少数几个人进行决断，而是一般社会公众能介入进去，并由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共同决策。所谓法制，就是要求依法办事，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应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而不能随意逾越人民的意志。人民在国家中处于核心地位，他们有权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能尽职尽责，能廉洁奉公，要求国家机关的政务公开化，增加透明性，这就是民主法制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有关信息，是人民进行监督的首要前提，这也是知情权在民主法制中的重要意义所在。我国近几年来，在对一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任命时，首先进行“公示”，即将学历、健康情况、任职经历、廉洁情况等信息，通过新闻传媒或其他途径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布，以便民众提出意见，如在指定期限内，有人认为该国家工作人员所欲任命的职务，并提出确切的证据，则该官员就有可能不被任命。显然这种做法可以满足人民知情权的要求，也是人民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命、监督国家机关活动的途径。而对于普通的社会公众，就没有民主法制的社会要求，其自己的个人信息不用公开，也不用公示，属于私人秘密，这就是普通公众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区别所在。从这点看，普通公众的个人秘密信息多于国家工作人员。
第三、国家工作人员的利益获得，虽然国家工作人员的最高价值目标在于为“公”而奉献，并因此而失去了很多的利益（如隐私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利益获得。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的普遍尊重。（2）理想和抱负的实现。（3）成就感。（4）物质待遇优厚。因此虽然国家工作人员在隐私权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其在其他方面获得较大的利益，足以达成利益平衡，对其而言仍不失公平。
综合考虑以上三个因素可以看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有关就不能赋予其隐私权，而应成为知政权的对象。具体来说，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知情包括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未经其本人事先同意，可以公开其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基本情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开，则应作为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于国家官员来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公众了解官员，进而判断其是否适合所任公职的前提，它是公众知政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内容。第二，国家官员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隐私可以公开。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在生活中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很难让公众相信其适合担任某项公职。第三，对国家官员的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及其来源可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对官员财产的公开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获取公众的信任。官员可以取得高收入，但必须进行财产的登记和申报，并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第四，国家官员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的接受公众和新闻界的监督。这些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这些行为理应有充分的透明度，随时让社会公众能知悉相关的真实情况。
（三）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保护
本文一再提到，虽然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官员所处国家公职的特殊性，应对官员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但并不能绝对化的理解为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相反，国家官员的部分隐私权仍应与其它公民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分隐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官员所任职务或执行的公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完全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其隐私的本质没有因官员的身份而发生变化。同时，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隐私所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职位越低，其个人私事和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护的隐私的范围也就越大。概括起来，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应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第一，国家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官员的住宅属于其私人领域，他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对于官员的住宅，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强行侵入和随意侵扰的。这不仅是官员本人应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与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第二，国家官员的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监视监听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其对象是什么人，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官员在公开场合或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出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形外，是应被公众所知悉的，但对于其私生活则不应监视或监听。
第三，国家官员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通信秘密和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然人隐私权中的重要内容。官员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败、道德和政治丑闻，则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四，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
第五，其它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仍受法律保护。
从文首的案例可以看出，严孝奎作为矿务局长，其个人信息是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就来源于普通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在严孝奎的生活作风问题是事实的前提下，刘浩岩知悉这个事实，并在抽查党风廉正建设座谈会的这个场合下告知其他与会的人员，是行使其知情权的体现，也是满足其他人员知情的需要，而且，严孝奎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其生活作风足以反映其个人的品质和道德水准，也足以说明严孝奎是否称职，这已经是严孝奎的个人隐私，而成为知情权的对象。因此，在严孝奎的生活作风问题是事实的前提下，刘浩岩反映其生活作风的言行没有侵害严孝奎的隐私权。当然要是严孝奎的社会作风问题不是事实，但刘浩岩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在特定的范围内反映其生活作风问题，目的是正当的，也不侵害严孝奎的名誉权。换个角度来说，严孝奎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刘浩岩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就不能对严孝奎的事实进行揭发。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报案的自由，但也必须在掌握一定证据足以证明有违法犯罪的事实，否则就可能对别人的人身名誉权进行侵害，将得到法律的制裁。本案中，刘浩岩对严孝奎的事实进行揭发，并不侵犯严的名誉权，足以体现了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
四、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冲突的协调
我国学者提出，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上，应遵循三个原则：
（一）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个人隐私原则上受法律保护，但如果涉及社会政治利益及公共利益，则要区别情况加以对待。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并不是对官员隐私权的剥夺或限制，而是为了保障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牺牲个人某些隐私权。为严格保护私权空间，公权介入私权空间前，应当履行比较严格的手续
（二）权利协调原则。在隐私权与知情权发生一般冲突时，应进行某种适当的协调，而通过在较小的范围内公开隐私，以满足知情权的需要。遵循这一原则，对某些现象需要诉诸社会，但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则不宜公开具体当事人及其依据，如果公开必须公开的当事人，也不要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
（三）人格尊严原则。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涉及某些人的隐私时，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完全私下的、与案件并不发生直接联系的个人私生活则不应受到侵扰。低级、下流的公众兴趣是不应该得到满足的，传媒不应靠宣传高官的隐私来取悦公众，以提高媒体的发行量或收视率。对于公众人物的与社会不发生直接联系的个人信息、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除非本人同意，媒体不得随意公之于世。否则，就可能构成对其隐私及尊严的侵犯。
依照上述原则，笔者认为实践中应如此解决解决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和社会公民知情权冲突:当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知情权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隐私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政府官员应当是社会的表率,就一般社会公众而言属个人隐私的内容,诸如：年龄、学历、经历、健康状况、财产来源等,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这些个人情况是他们能否恰当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人们有理由认为,一个道德败坏或精神有缺陷的官员,是难以代表公众,为公众谋福利的。对政府官员隐私权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政府官员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正如美国一位法官所指出的，“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必需，在此情况下，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就无法与其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亦不存在”。而对歌星、影星等各种公众人物，这位法官认为，“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便永远为公众人物”，其隐私权始终受到知情权的限制。此话有些绝对，但在理解政府官员及政府官员候选人的隐私权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思路，限制政府官员、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标准一个是公共利益，一个是公众的合理兴趣。在现实生活中，实行政府官员任前公示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实际上就是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对政府官员隐私权的一种限制。
参考文献：［１］案件来源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民事审判案卷（1996年）》 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２］ 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３］张宝新主编《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群众出版社1997年出版
［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第591页
［５］ 郭卫华主编《人身权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1次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行政公署


哈行署发〔2008〕82 号


关于印发哈密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各委、办、局，地直各企事业单位：
《哈密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已经2008年第6次行署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哈密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一、为进一步加强地区行署工作，提高行政效能，改进领导和机关作风，促进行署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规则。

二、地区行署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务院、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地委的决定、决议、决策、命令、指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管理体制，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三、地区行署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四、地区行署由下列人员组成：专员、副专员、党组成员、秘书长、专员助理、副秘书长，各委、办、局行政主要负责人组成。
五、地区行署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六、地区行署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专员领导地区行署的全面工作。常务副专员协助专员处理地区行署日常工 作，副专员协助专员工作。专员外出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专员主持地区行署工作。
七、地区行署专员召集和主持地区行署全体会议、办公会议。地区行署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必须经行署办公会议讨论决定，日常工作按分工负责处理。
八、地区行署副专员按照分工处理分管工作，受专员委托负责其它方面的工作。工作中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向专员报告。行署专员、副专员要经常互通情况。
九、地区行署秘书长在专员的领导下，协助专员、常务副专员处理地区行署日常工作。
十、各委、办、局主任、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向地区行署报告主要工作进展情况。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分管副专员或专员请示、汇报。受行署专员委托，可代表地区行署向地区人大工委报告工作。
地区审计局在行署专员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地区行署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维护政令统一畅通，积极主动、认真贯彻地区行署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一、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二、按照国家、自治区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十三、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四、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依法建立健全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构和工作机制，提高政府处理突发事件和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十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公共基本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六、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重要事务、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规范性文件等重大决策，由地区行署办公会议决定。
十八、地区行署各部门提请地区行署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如有必要，必须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法制工作事宜的应由行署法制办公室等部门审核把关；涉及有关县（市）和部门的，应事先听取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要举行听证会。
十九、地区行署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直接听取群众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地区行署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行署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地区行署办公室、督查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一、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二十二、地区行署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施行后，要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二十三、地区行署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决定、命令。凡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地区行署制定规范性文件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报地区行署备案，由地区行署法制办公室审查并定期向行署报告。
二十四、提请行署办公会议研究的规范性文件应由行署法制办公室审查或组织起草，解释工作由行署法制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承办。
二十五、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六、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规范行政服务行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二十七、地区行署及各县（市）人民政府和各部门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或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产生或获取的应当公开发布的以文字材料、视听资料、网络媒体等载体记录的其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情况，除需要保密外，均为政务公开的内容。
二十八、凡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和行署规定需要公开的其它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报刊、广播、电视、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加强行政监督

二十九、地区行署要自觉接受地区人大工委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地区政协工委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办理并答复自治区人民政府交办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地区人大工委、政协工委交办的议案、建议、意见和提案。
三十、地区行署各部门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在司法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地区行署报告。
三十一、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行署各部门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制度和行政复议法，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县（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二、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机制，畅通信访渠道，定期听取信访工作汇报，认真落实信访包案、定期接访等信访制度。地区行署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三十三、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地区行署报告。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
三十四、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认真推行行政问责制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三十五、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从严执政、廉洁从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三十六、地区行署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和企业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三十七、地区行署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自治区和地区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带头廉洁自律，做到廉政、勤政。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严格会议制度

三十八、地区行署实行行署全体会议、行署办公会议和各类专题会议制度。
三十九、行署全体会议由专员、副专员、党组成员、秘书长、专员助理、副秘书长，各委、办、局主任、局长组成，由专员或专员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专员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地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及重要会议精神；
（二）决定和部署地区行署的重要工作；
（三）通报区内外重大事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
（四）讨论通过需要行署全体会议决定的事项。
行署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两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行署办公会议由专员、副专员、党组成员、秘书长、专员助理、副秘书长及办公会议成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由专员或专员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专员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地委部署的工作任务，安排部署地区行署近期工作；
（二）研究处理涉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及民生的重大事宜；
（三）审议通过以地区行署或行署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全局性、综合性的规范性文件，决定有关政策措施；
（四）听取地区行署各部门（单位）和县（市）人民政府的专题汇报，研究相关重大事项；
（五）需行署办公会议决定的其它事项。
行署办公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随时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一、行署各类专题会议按照工作分工，由专员、副专员主持召开，协调处理分管的工作和有关政务、事务工作。受地区行署专员、副专员委托，党组成员、秘书长、专员助理、分管副秘书长亦可召开专题会议。
各类专题会议由党组成员、秘书长、专员助理、副秘书长负责组织。
四十二、行署全体会议和行署办公会议由行署办公室负责组织。行署办公会议纪要由秘书长审核后报专员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专员签发。专题会议纪要由组织会议的党组成员、秘书长、专员助理、副秘书长审核后报主持会议的领导签发，必要时报地区行署专员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专员签发；地区行署党组成员、秘书长、专员助理、副秘书长受地区行署专员、副专员委托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由委托的领导审核签发。会议决定的事项由行署办公室或相关牵头部门负责催办和查办。
四十三、地区行署领导不能出席行署全体会议、办公会议，应向专员或受专员委托主持会议的常务副专员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四十四、地区人大工委、政协工委召开的会议，按议题内容，一般由分管的副专员参加，也可责成地区行署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代表行署参加。属于知晓性质的会议，由专员指定秘书长、副秘书长参加。
四十五、地区行署及各部门召开的地区性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地区行署组成部门每年原则上召开一次地区性会议。由部门组织在地区召开的全疆性、区域性行业会议，必须经地区行署审批。
四十六、地区行署各部门召开的业务工作会议，一般不邀请地区行署领导出席。确须地区行署领导出席的，要严格履行报批程序。

第十章 规范公文审批

四十七、地区行署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公文和各县（市）人民政府、行署各部门报送行署审批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自治区和地区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
四十八、地区行署各部门、各县（市）人民政府报送地区行署审批的公文，以及以地区行署和行署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公文，统一由地区行署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并按领导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专员审批。
四十九、以地区行署名义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的文件和下发的重要公文，经秘书长审核后报分管副专员审核，由专员或常务副专员签发。以地区行署名义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的行文，由分管副专员签发，重要公文报专员、常务副专员签发。
五十、以行署办公室名义发文，由秘书长签发，或由副秘书长审核后报分管副专员签发；如有必要，可报专员或常务副专员签发。属行署办公室职权范围内的发文，由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签发。
五十一、地区行署各部门、各县（市）人民政府报送地区行署审批的公文，必须由各部门、县（市）的主要负责同志签发。除地区行署领导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应统一报送行署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呈报，不得直接向地区行署领导个人报送公文。
五十二、属地区行署各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地区行署批转或行署办公室转发。确需经地区行署审批的事项，经地区行署同意后，也可由部门发文，文中须注明经地区行署同意。
五十三、各部门报送地区行署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时，主办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与协办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协商，达成一致；经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与协办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报地区行署，由分管副专员或委托分管副秘书长协调处理。
五十四、地区行署各部门、各县（市）向地区行署的请示报告事项，必须以正式文件行文，一事一报，不得多头呈报，不得越级行文，不得横向行文。
五十五、地区行署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减少发文数量，加快无纸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十一章 加强工作作风和纪律

五十六、地区行署组成人员要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执行自治区和地委、行署作出的重大安排和部署，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五十七、地区行署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地区行署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地区行署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策前，不得有任何与地区行署决定违背的言论和行为。
五十八、地区行署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要经过发布程序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地区行署报告。
五十九、地区行署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六十、强化学习型政府、学习型机关建设，地区行署领导要做学习的表率，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
六十一、地区行署领导到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或出席会议、现场办公，要轻车简从、食宿从简。除约定汇报工作的有关负责人以外，其他负责同志一般不陪同。
六十二、除地委、行署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以外，地区行署领导一般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应酬性庆贺、剪彩、颁奖和礼仪性的奠基、揭幕等活动。各县（市）、各部门（单位）不得直接向地区行署领导发送请柬、通知，严禁一会多请，一事多请。
六十三、外事接待活动，地区外办事先要将拟好的具体方案报行署秘书长审查，并由秘书长向专员汇报，具体事宜由地区外办安排。一般外商来访或洽谈，有关部门不邀请地区行署领导出席，个别特殊情况需要邀请时，可通过外办，由秘书长负责安排。地区行署领导出访按中央、自治区有关规定办理。各县（市）、行署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企业负责同志出访须经外办审核后报送分管副专员提出意见，再由专员审批。
六十四、地区行署副专员、党组成员、秘书长、专员助理离哈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地区行署专员，由地区行署办公室通报地区行署其他领导。
地区行署副秘书长、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离哈外出，要逐级经地区行署秘书长、分管领导、主要领导批准。同时，要告知行署办公室。外出期间，要及时向地区行署分管领导报告情况。

第十二章 附 则

六十五、地区行署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六十六、《哈密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由行署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5年1月31日地区行署发布的《哈密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哈行署发〔2005〕2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