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机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6月4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甘肃省农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十一条修改为：“从事农业机械维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与维修业务相适应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维修质量。维修质量不合格的，应当免费返修，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维修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实行牌证管理。实行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其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到县级以上农机监理部门办理报户登记手续，核发全国统一的牌证。”

三、第二十八条修改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上道行驶时，其驾驶人员必须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规，接受公安交通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发生交通事故后由公安机关处理。”

四、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农机监理部门依法开展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依法收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农机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甘肃省农机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本）

（1999年12月5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4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农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机管理，维护农业机械所有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机械化事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是指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水利、农副产品加工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动力机械及其它作业机械。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机管理、生产、销售、科研、教育、推广、维修、使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步增加对农机事业的投入，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机管理工作。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有利于生产，方便群众的原则，做好各项农机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农机管理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和农机管理的规章制度；

（三）负责农机化科研、推广、教育、维修、基层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和管理；

（四）负责农机安全监督管理；

（五）依法对农机产品质量进行检验鉴定；

（六）管理农机资金、救灾物资和国有资产；

（七）负责农业机械化统计和信息工作；

（八）开展农业机械化经济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六条 省林业、水利、水产、农垦等部门协同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系统的农机管理工作。

第二章 质量监督

第七条 农业机械产品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有明确的产品标识、使用说明书和出厂合格证。

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和国家明令淘汰的农机产品。

第八条 农业机械新产品（含省外、国外引进的产品），须经省级技术监督部门及其授权的农业机械检验机构鉴定，确有先进性和适用性，并符合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方可生产。

第九条 销售农业机械的单位和个人对已实行生产许可证和推广许可证制度的产品，应验明生产许可证和推广许可证。对所售产品质量必须负责，产品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确因产品质量问题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

第三章 科研、教育和推广

第十条 各级农机科研、教育和推广工作必须面向农业生产实际，以研究和开发适应本省农业生产急需的农机技术和产品为重点，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农业机械化教育事业，加强大中专农业机械学校和农机技术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教师队伍建设，为农业机械化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

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负责农业机械驾驶、操作、维修及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并围绕社会需求开展其它专业技术培训。未经上级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随意改变学校的性质和隶属关系。

第十二条 各级农机技术推广机构应参与制定本地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计划，并负责实施，为农业生产提供农业机械化技术和信息服务。农业机械及其新技术，必须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其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方可推广。

对规定实行推广许可证的农业机械产品，推广前必须取得推广许可证。

第四章 经营和管理

第十三条 农业机械实行国家、集体、个人等多种经营形式。经营者依法自主经营，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向农业机械经营者违法集资、收费和摊派。对违法集资、收费和摊派，农业机械经营者有权拒绝。

第十四条 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及其农机行政主管部门有权统一调集农业机械投入抢险救灾。

根据农时季节的需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农业机械跨区域进行抢种抢收和农田基本建设。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大中型农业机械更新规划，并安排一定资金用于补贴大中型农业机械的更新。

县级以上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应按国家规定执行农业机械更新报废制度。

国家投资购置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其报废、变卖须经当地县级以上农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从事农业机械作业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本省制定的作业质量标准；尚未制定标准的，按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作业。

农业机械作业服务收费应按物价、农机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指导价格执行。

第五章 社会化服务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领导，健全和稳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兴办多种形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第十八条 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是国家设在基层的事业单位，具有管理、服务、经营职能。其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农业机械化的法律、法规；

（二）负责本乡（镇）农业机械化管理工作，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

（三）指导农业机械作业合同的签订，监督合同的履行；

（四）协助农机监理部门进行农机安全监督管理；

（五）实施农业机械试验推广，向用户推荐优质适用的农业机械；

（六）负责本乡（镇）农业机械化统计。

第十九条 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实行县乡（镇）双重领导。县级农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人员编制、人事以及业务工作的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机管理服务站工作的协调和监督，并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未经县级以上农机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随意撤并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不得侵占其资产。

第二十条 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应积极兴办为农业服务的农机供应、油料供应、农机维修、农机作业等服务性经济实体，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及时做好农机服务工作。

第二十一条 从事农业机械维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与维修业务相适应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维修质量。维修质量不合格的，应当免费返修，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维修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安全监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农机监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检验，驾驶、操作人员考核，核发牌证，安全检查，纠正违章和农机事故处理等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其业务受上级农机监理部门的领导。

第二十三条 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实行牌证管理。实行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其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到县级以上农机监理部门办理报户登记手续，核发全国统一的牌证。

纳入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实行年度检验制度。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准使用。

其他需要实行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由省农机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本省安全生产的实际确定。

第二十四条 实行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其驾驶、操作人员必须按规定参加农业机械化学校的技术培训，经农机监理部门考核合格，领取驾驶证或操作证后，方可驾驶、操作农业机械。

对持有农业机械驾驶、操作证的人员，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未经审验或审验不合格的，不准继续驾驶、操作农业机械。

第二十五条 实行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异动、报废，须按规定到农机监理部门办理异动或注销手续。

第二十六条 严禁私自拼装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农用运输车，严禁擅自提高农业机械原设计转速和行驶速度。

第二十七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必须按规定持证驾驶、操作，严格遵守农业机械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禁止拖拉机、农用运输车从事客运。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要接受农机监理人员的监督检查，并有接受安全教育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上道行驶时，其驾驶人员必须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规，接受公安交通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发生交通事故后由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九条 农业机械在省养公路以外的县乡道路、村镇、田间和场院作业现场发生的事故，由县级以上农机监理部门处理；造成人身伤亡的由农机监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处理。需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发生农机事故后，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应立即采取抢救措施，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当地农机监理部门。

第三十一条 农机监理人员由省农机监理部门统一考核发证。在执行职务时，应当统一标志，持证上岗。

第三十二条 农机监理部门依法开展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依法收费。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对责任者由其主管单位、工商行政、技术监督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农机行政主管部门收回国家投资，并处以投资5％至10％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农机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农机监理部门视情节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也可并处暂扣农业机械，吊销、吊扣驾驶证、操作证，收回牌照。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对肇事者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农机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物价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妨碍农机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农机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被处罚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农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诱惑侦查初探
——刑事诉讼法理角度的思考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摘要] 诱惑侦查，是犯罪侦查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但对其合法性存在争议。本文针对实践中两类诱惑侦查的特征和法律性质，从法理角度划清了诱惑侦查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着重剖析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危害及法律后果。
[关键词] 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 提供机会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出现了一些无被害人的犯罪，如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由于其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给侦查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产生了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查获此类犯罪的行之有效措施之一。
所谓“诱惑侦查”，或称“诱饵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而又没有足够证据时，亲自或者使用民间侦查合作者创造情境，诱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然后当场将其抓获进行证据收集。这种侦查手段的优势在于，由于事先设置了诱饵，整个犯罪过程都在侦查机关的严密监控下，犯罪嫌疑人很难毁证、匿赃、逃脱，也难以翻供翻证，所以案子破得干脆利落，富有效率，因此对于侦破一些较难获取证据的案件是极其有效的。因此，诱惑侦查即使在法制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刑事侦查中也并不少见；在我国，由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诱惑侦查在各种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也越来越受到青睐。然而，对此法律上并无相应规制，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一、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
诱惑侦查的一般做法是，警察或警察雇用的原犯罪集团的成员，扮作犯罪者，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接触嫌疑犯，伪装要卖毒品、宿娼或行贿，而在对方同意并开始交易时立即将嫌疑人逮捕。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从侦查技巧上分析，这无疑侦破疑难案件的成功方案。然而，如果某人并不吸毒或以戒毒，但扮成毒品贩子的警察却一再向他推销或者怂恿贩毒，使他决定试一试。如果因此而将这个人逮捕，则我们显然会感到这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如何从法律角度来判断这种诱惑侦查是不公平或者违法呢？
其实，归纳实践中采用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我们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的，他只是被侦查者认为是嫌疑人；而诱惑者采取了“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致使被诱惑者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方法在美国曾经广为采用，并为法律所允许，直到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1]对于圈套(entrapment)的确切定义尽管仍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它应包含这样一种情形，即“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innocent person)心里植入(implant)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他们受到追诉。”[2]所以美国的所谓“警察圈套”（police entrapment）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例如，在某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侦查人员化装成刑事被告人的亲友，向审理该案的法官行贿，并一再表示无论事成与否决不声张，保证没人知道等，待法官经不住反复劝诱而收下贿赂时，再以贿赂罪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现实中许多国家也是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为已具备犯意的被诱惑者提供机会，我们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特征是，被诱惑者本来已产生了犯罪意图，甚至已有犯罪行为，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倾向。例如，警方得知有一抢劫团伙欲在某银行运钞途中行动，遂把作了记号的大量现金用运钞车招摇过市运往银行，暗中布下严密的控制，待犯罪分子全面行动之时将其一网打尽。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早已产生的犯罪意图，警察的行为只是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由于避免了引诱清白者犯罪的弊端，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的。
二、诱惑侦查的实践区分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在理论上较易界定，但在实践中如何区分二者的界限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
首先，从诱惑侦查的作用对象来看，有无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怀疑理由是区分“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先决性条件。笔者把这称之为“目标明确性原则”。如果侦查机关事先掌握了大量的线索，确定某人（也许是潜在的）有犯罪嫌疑，说明侦查机关的行为并非随意性，诱发犯意的危险性就降低了；反之，毫无根据地把某人确定为诱惑对象，就可能面临侵犯一个根本没有犯罪意图的清白者的声誉。
其次，从被诱惑者的主观方面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应当具有明显的犯罪意图（正在进行犯罪准备活动或正准备继续犯罪），这可以称为“犯罪倾向性原则”。当然，被诱惑者主观上有无犯意是较难判断的，但是主观犯意也会在不经意间通过外部行为暴露出来，例如在言语中流露出明确的犯罪预谋和计划，事先已作好进行犯罪的准备活动，或者有迹象表明其正在秘密从事犯罪。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初步的侦查中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根据线索确定犯意是否已经产生。要注意避免一种思维定势，即把有过犯罪前科或者类似劣迹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犯意，而应当具体的犯罪案件中具体分析，否则很容易走入“天生犯人”或“犯人无法矫正”的犯罪论误区。如果犯罪意图在诱惑前已经产生，即犯意是犯罪嫌疑人“自发性产生”而非经诱惑者“植入”的，受到诱惑后“一拍即合”，从而自觉实施犯罪行为的，我们就不能认为是“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
再次，从侦查者的行为强度来看，诱惑程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是决定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客观标准，此乃“行为适度性原则”。例如女警察假扮“女护士”对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诱惑侦查，如果该“女护士”身着性感暴露，并且用身体或语言进行挑逗引诱，致使被诱惑者受到巨大刺激而犯罪，则该诱惑侦查可以说超越了“提供机会”的限度。行为是否适度，可以以一般侦查行为的强度，普通人承受诱惑的能力等作为参照进行判断。
当然，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如此详尽的规定，所以上述分类和判断标准只是从学理上进行研究得出的，但这并不妨碍暂且抛开法条的局限，就诱惑侦查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思考，并为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三、诱惑侦查的违法界线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下结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考虑到目前与贩毒、行贿、组织 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应允许其使用；“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则基本上是违法的。所以在此主要讨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及其法律后果问题。
笔者认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在侦查活动中虽然对侦破特殊案件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它却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危险：
第一，“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侵犯了公民的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说，公民作为有理性的人，应被视为对自己行为的利益后果有着认识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他可以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律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所以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无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人格自律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被规定为宪法权利（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自律权），尽管在我国宪法中并无反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并未造成任何妨碍，我们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
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4]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侦查机关知法犯法的事情也时有耳闻。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
第四，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5]
四、违法诱惑侦查的后果
既然“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是违法的，那么这种侦查活动将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日本诉讼法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1）有的学者主张对通过违法的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应该适用违法收集证据排除规则；[6]（2）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的原因是程序不公正，应以违反正当程序为依据驳回公诉；[7]（3）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时，因为缺乏国家处罚的资格，所以应予免诉。[8]
应该说，诱惑侦查的违法性问题并非单纯地属于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而是超越了证据可采性的更大问题，所以第一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区别是，驳回公诉的判决在日本是形式判决，不适用一事不再理，而免诉判决属于形式判决还是属于实体判决在日本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它是发生一事不再理效力的。所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田口守一教授认为，如果诱惑侦查违反程序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程度的话，可以通过一事不再理效力的免诉中止程序。[9]
在我国对诱惑侦查的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诱惑侦查违法时的法律后果问题，但学者论及较少。而实务部门呢，一般是不加区分诱惑侦查的类型而采纳其获得的证据的；也有少数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以“诱发犯罪”为由不予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虽然，公安机关使用诱惑侦查方法侦破案件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依据，但是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应该不予采纳。[10]然而，这对于明确违法性的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说依然是不全面的。
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基于本文前述的种种危害，权衡利弊，应当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禁用，以免过分倾重打击犯罪而侵犯了基本的人权，因此，对于通过“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相应地就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排除；如果属重大违法（如引诱清白的人犯罪，陷无辜者入圈套）且达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的程度，就应当不予受理（我国并未真正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视违法情节的轻重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由于其并不违法，考虑到打击犯罪的需要，可以采用，并可根据其收集的证据定罪处刑；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在量刑时应适当从轻处罚。

*吴丹红（1978-），男，浙江义乌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九九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参考文献：
[1] 李义冠：美国刑事审判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8页。
[2] See Jerold H.Israel and Wayne R.Lafave,Criminal Procedure in a Nutshell ,West Group ,1993 ,5th Edition , P173-174.
[4] 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11页。
[5] [英]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109页。
[6] （日）高田卓尔：刑事诉讼法[M]．日本：青林书院，1984二订版，340页。
[7] （日）田宫裕：刑事诉讼法[M]．日本：有斐阁，1996新版，70页。
[8] （日）铃木茂嗣：刑事诉讼法[M]．日本：青林书院，1990改订版，63页。
[9]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63页。
[10]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16页。
原载《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