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诉讼代理问题研究



诉讼代理在促进现代诉讼的民主化以及使争议得到公正和有效率的解决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现代诉讼代理制度（主要指律师制度）萌芽较晚，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立法也远未成熟和完善，造成实践中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公民诉讼代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进行讨论之前，笔者先对公民诉讼代理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公民诉讼代理，是指在我国的司法诉讼程序中，非法律职业（主要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普通公民担任诉讼当事人（或被告人）的代理人（辩护人，以下省略）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利参与法庭诉讼的一种活动。

公民代理诉讼的历史流变
公民诉讼代理相对于律师诉讼代理而言,共同构成了目前我国的整个诉讼代理制度。从它的发展历史来看，公民诉讼代理一直处于非正式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我们仍可以从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的演变历史中发现一些普通民众参与诉讼代理的痕迹。
我国出现诉讼代理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奴隶制社会。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由于严格等级制度的存在，贵族在发生争讼时自己不能直接参与，而是派遣自己的诉讼代理人进行1，该些诉讼代理人不是专门的职业人员，而是贵族能言善辩的臣下。这些代理人是作为贵族的替身看待的，当时有哪一方辩论失败则处罚相应代理人的情形。进入封建社会直至近代，被称作“刀笔吏”和“讼师”的民间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逐渐普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但由于他们的代理行为存在的“挑词架讼”、扰乱司法管理秩序的情况，并危及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威，因此一直未被法律所认可，相反，历代都有一些“刀笔吏”和“讼师”被送官治罪甚至遭处死的典故2。在法律上认可诉讼代理人是到元朝之后，明、清两代亦有因袭。元朝法律规定，官员以及年老疾患者的亲人、家属可在特定的家事诉讼中代理出庭诉讼3。此立法的原意在于维护官民等级制度，但也有体恤弱者的一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随后的北洋政府陆续颁行了清末变法中制定但未及施行的一些法律，该些法律制度主要参照了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提倡律师代理诉讼的相关制度，但对于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则少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当时的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采取了强制律师辩护，而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则较为宽松，与诉讼当事人有亲戚关系、朋友或附属关系等都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4。
现代公民诉讼代理的雏形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根据地的立法。当时以及新中国建立后诉讼代理制度的建立都仿效了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一些做法。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24条规定中，明确了“被告人为本身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到法庭的许可”，该所谓“代表”泛指一般的公民。1936年延安颁布的《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中，则明确了“必须是劳动者有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辩护人”。1943年9月《苏中区第二行政区诉讼暂行条例》及各地相应立法的规定则较为具体地确定了公民担任代理人、辩护人或辅助人的范围，其选任的范围有所扩展，与现行立法许可之范围有相近之处，其中包括：1、配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共同经济生活之亲属；2、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3、基于正义并经区以上政府机关团体证明确非别有私图之公正人士。
建国前夕，党中央以指示的形式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其他法律。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完全废除了旧的诉讼代理制度包括当时的律师制度。在随后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5至此，尽管当时还没有单行的诉讼法对此予以规定，但公民诉讼代理已为统一立法所明确。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又分别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单行诉讼法，其中诉讼代理制度的规定中都明文规定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可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6，公民诉讼代理的内容更加明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立法传统和司法实践对于公民代理诉讼态度一直较为宽松，近二十年公民代理诉讼的情况更为普遍。很多公民将自己进行诉讼以及接受他人委托参与诉讼作为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公民代理诉讼成为一种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实践。随着现代法律援助思想的兴起，以帮助弱势群体为己任的社会法律援助团体以公民代理诉讼名义进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我国目前阶段存在公民诉讼代理的原因
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制度上许可公民代理诉讼的存在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国家各项管理，公民参与诉讼代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贯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司法诉讼对于民众参与的开放性，公民代理诉讼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其次，公民代理诉讼能够基本满足相对我国变革前简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从建国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我国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都相应的明确和简单，法律关系基本停留在传统状态，所涉的诉讼案件的领域十分狭窄，法律的专业化以及法律实践人员的专业化都不是急迫的问题，从当时的实践来看，公民作为代理人也是基本能够适应当时诉讼的要求的。
再次，专业律师在质量和数量上仍不能满足需求。律师制度经过建国前后的几番沉浮，文革后律师制度恢复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业人员相对较少，不能够满足诉讼实践的需要7，而诉讼事务的非专业状况也使得诉讼参与人对于律师的需求没有强烈的愿望。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都是当事人的亲朋邻友，进行诉讼代理也比较方便，同时这种关系也有助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起到教育周围人群以及宣传法制的作用。因此，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缓解了诉讼当事人对于诉讼帮助的需求矛盾。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公民代理诉讼存在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实践中强化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法院在查明事实、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职权，在诉讼中当事人只需要消极地配合法院的诉讼指导，其自身的举证、辩论并不是最后裁判结果的决定因素，因此，由公民代理人参与诉讼与律师代理诉讼在很多情况下不存在什么区别。

公民诉讼代理在目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尽管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具有一些制度上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变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和复杂；司法诉讼模式完成了从超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并重转变；律师制度亦顺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完善起来”等一系列制度和事实上的变化，公民诉讼代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在实践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1、经济利益驱动违法代理，实践中冒充律师收取费用代理诉讼的黑律师、土律师大量出现。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资格都有较宽的范围，按照其规定，几乎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公民代理人（除法律援助案件对援助人有一定限制外），造成一些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很容易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而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前些年的实践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代理诉讼为业的“黑律师”、“土律师”群体在全国各地出现。这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挑词架讼、胡乱收费、骗取钱财、干扰司法审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法院、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8。司法部曾于1990－1992年间几次发文明确只有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才能向社会提供有偿的诉讼代理服务，但由于实践中缺少制度化的具体措施配套，相应的管理也没有到位，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民代理诉讼问题屡禁不止。
2、素质不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得现代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诉讼的进行则更需要高度的技巧，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很少实际接触诉讼事务，因此其对于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诉讼程序的把握与律师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上往往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没有理由，其败诉可能就是因为不合格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职责。
3、分割了法律服务市场，使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加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虽规定“不得以公民代理形式向社会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但由于该规定缺乏落实的具体举措而形同空文。公民代理人的有偿法律服务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严格准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状态。同时，由于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时不必承担任何管理费用和税费，因此在实践中除公民代理人进行收费代理外，出现了律师、法律工作者或公司法律顾问按本行业收费标准收费而以公民个人名义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情况，加剧了公民代理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状态。

与公民诉讼代理问题有关的争论
●公民诉讼代理是否有必要存在
对于诉讼制度中是否需要设立公民代理这一问题，我国自建国以来的诉讼法律和司法实践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近几年以来，对于公民代理诉讼是否有必要存在则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下简单介绍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禁止论
该观点认为应禁止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此观点是我国目前司法实务界较为赞同的意见之一9。持此观点者认为，法律服务特别是诉讼代理与当事人人身、财产、自由、民主等重要权利密切相关，其进行需要高度的专业性和技巧性，法治建设急需要高质量的法制保障，而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势必会降低法律服务的质量，加剧该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从而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和法治目的的实现，目前全国法律服务市场中公民代理问题层出不穷并严重影响整个法制结构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意见明确提出应对诉讼（仲裁）代理实行律师业务垄断。一些市场经济特别发达国家在实践中也持相应观点。在该些国家，律师行业作为重要的中介机构已非常发达，各项社会制度较完善，其诉讼法律制度或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即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或由国家指定律师进行诉讼，或是明确诉讼业务由律师垄断，即除当事人本人可以进行诉讼外，如果其要委托他人代理诉讼，则委托的对象必须是律师。
2、相对限制论
国内持此观点者认为，现行法律和司法实际状况决定了公民代理诉讼在目前阶段的存在10，尽管如此，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公民进入诉讼代理的领域只能是有限的，在对公民诉讼代理制度的重塑中可以参照相对限制公民诉讼代理国家的做法，具体区分哪些公民可以参与诉讼代理、公民代理人能够进入的案件范围、公民代理人的权利范围和特别的行为方式，同时加强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和处罚，这对于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满足法治对于诉讼制度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必要的。该观点是目前各国的主流观点，主张该观点的各国的制度实践也是将公民代理诉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由法律对参加诉讼的公民的资格予以明确，并对公民代理人可进入的诉讼类型予以限制。英国1974年律师法允许非律师代理他人进行诉讼11，但其明确区分了公民代理人可以进入的诉讼程序，并规定如果普通公民做了法律规定只有律师才能做的事情，其就有可能构成犯罪。日本刑诉法和民诉法都明确以律师诉讼代理为原则，但在简易法院或家庭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非律师经法院许可后亦可担任诉讼代理人12；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刑事诉讼中亦采相对限制观点，其将诉讼代理人分为一般辩护人和特别辩护人，允许大学法学教员或法学家在经法院同意后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13。
3、无限制赞成
在我国，拥护、赞成并且认为公民诉讼代理不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仍有一定影响。他们认为，公民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是评价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人民司法的本质中即包含了这一内涵，普通公民根据他人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理所当然。现代社会将诉讼的民主化作为诉讼制度先进与否的一个评判标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给普通公民提供一个简便、高效、低成本的诉讼代理制度，除了法律职业者代理诉讼外，法律应当为公民提供其他的途径，公民诉讼代理的地位应当能够与律师代理平等，并且不受限制。
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诉讼代理制度中国家干预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度如何平衡问题认识的不同。对于我国未来相关制度的构建，我们必须对司法诉讼程序中包含的诸多基本价值（包括程序公正的理解、安全、效率、简便等价值的涵义和实现）和社会现状的需求进一步地明确和把握，国家干预当事人的选择权可以到哪种程度、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可以在多广的范围内体现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我国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民诉讼代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需要，我们绝对不能脱离国家法制的现实，将公民代理问题绝对化。至于公民诉讼代理存在的范围，确实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但这一限制也只能在对法治的要求和民众的愿望进行衡量之后，通过诉讼法的修订进行安排。
●公民代理人是否可以收取劳务费
这个问题的关节点在于公民代理人权利的范围，即公民代理人是否有权向委托人收取劳务费用。人民法院报上有一则案例《“讼师”能否索酬》14是公民代理收费问题的典型情形，在该案的讨论中学者、法官以及公众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基本反映了目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
该案基本案情：熊某（既非律师又非法律工作者）根据委托合同，全权代理某公司打“官司”，合同约定实际回收货款的３０％归熊某。诉讼结束后，熊某依据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条款，要求该公司给付其６．８万元，该公司则以合同约定内容违法且显失公平为由拒不给付。熊某遂诉至法院。
就非法律工作者的熊某是否有权为其代理行为获取报酬这一问题，有关专家学者提出，合同法15以及各诉讼法16与律师法之间存在着冲突，从立法法的下阶位法不得与上阶位法抵触的精神和各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其对律师垄断代理诉讼是持否定态度的。律师法超越了其应当的调整范围，对于普通公民代理诉讼作出了语意模糊的禁止“牟取经济利益”17的规定。他们认为，原告既然依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了法律服务，从情理和法理上就理应得到正当费用的支付（包括了成本和劳务费用）。
法官的观点是，如何在律师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之间进行平衡，是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最需考量的问题。在本案中，原告确实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因此，其行为所支出的成本费用可相应补偿；但法律服务秩序的规范在这里显然更加重要，公民代理诉讼收取超额费用的行为对正常的法律服务秩序存在影响，因此公民通过诉讼代理牟利的行为仍须制止。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公众的意见倾向于法律服务市场应该统一规范和管理。在他们的观念中，普通公民可以代理诉讼，也可以取得相应的劳务报酬或补偿，但不能像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一样收取费用，并主张应由相应部门将公民诉讼代理进行管理。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公民代理他人出庭诉讼并取得报酬的情况，其中有些人甚至以诉讼为生，而我国目前各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是否可以收取费用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公民代理诉讼收取劳务费用与法律服务严格准入制度存在明显冲突。道理很简单，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劳务费，那么法律服务行业中势必又要增加一个阶层-即固定或不固定“执业”的公民代理人阶层，随之发生的就必然是法律服务行业的混乱和法律服务执业水平的降低。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执业”牟利，那么律师从业资格的严格限制就成为毫无必要，这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和我们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不相相应的。法律已经许可了专门法律服务职业的存在，因此必然不鼓励公民代理诉讼发展成为一种可获取维生报酬的职业。相对于法律职业者的诉讼代理，公民代理只应是诉讼实践需要的一种补充，其应当是一种无偿的帮助。如果某个公民希望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的人并籍此获取报酬，他完全可以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规定，满足特定条件、通过特定考试后成为一名正式的法律职业者。
对此问题，允许非律师进入诉讼领域的其他国家一般也持否定观点。如在英国，根据1959年郡法院法，非律师在经郡法院许可后可以出庭为诉讼当事人代理诉讼，但该法第196条同时规定，该诉讼代理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和报酬；日本律师法第72条之规定，“不是律师，不得从事以取得报酬为目的的诉讼案件、非讼案件┄┄┄等法律事务的处理。”
前案讨论中有观点认为合同法明确保障公民代理人的收费权利，律师法与合同法抵触的相应规定是无效的，其依据的是低阶位法不能与高阶位法冲突的法理，但律师法制定在立法法和合同法之前，立法机关在合同法和律师法制定时显然没有考虑到纯粹法理上的阶位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于公民诉讼代理的收费问题，律师法应属特别法而排除合同法的规范，这从律师制度建立的意义和目的即可明确。至于公民代理人参与诉讼而发生的一些实际费用，按照委托代理的一般规则，属于为委托人利益支出的费用，理应由诉讼当事人本人承担，但公民代理人不得通过诉讼代理行为获得任何经济上的额外利益。对于这一问题，主管司法行政工作的司法部一直是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的。除了在90、92年间几次发文明确公民代理不得收取费用外，司法部在律师法出台后发布的96－006号文中明确指出：律师法已明确他人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对于违反法律规定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该移交公安机关的就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该由司法行政机关处罚的要坚决处罚......18。

●公民诉讼代理违法或法无明文规定时代理行为的效力
我国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依法从事诉讼代理的行为效力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一旦公民代理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或法律没有规定时，其诉讼代理行为的效力如何，法律则没有明确结论。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实务性，目前国内也鲜有相关讨论。英国律师法对此有一些相关规定。其明确，普通公民应当依照诉讼法律参与诉讼代理，不符合条件的人（如不具有律师资格）非法从事律师业务（指一些法律禁止普通公民代理的诉讼）所进行的行为和有关活动并非当然无效。如在刑事诉讼代理中，为最大限度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利益，违法代理的公民辩护人的行为也应当是有效的；法院可以限制或禁止不符合条件的人代表当事人出庭进行诉讼，但其之前的诉讼代理行为仍有法律效力19。
如何确定公民代理诉讼行为的效力关系到程序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问题，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长春市乡镇企业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12月13日吉林省长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能过 1997年3月28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1997年5月7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扶持和引导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保护乡镇企业合法权益，规范乡镇企业行为，繁荣农村经济，促进本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长春市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均适用本条例。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对乡镇企业进行扶持和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和辖村的街道办事处及其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
前款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50％以上，或者50％以下，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
乡镇企业符合企业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第四条 乡镇企业在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市开办的并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企业，按照乡镇企业对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以总投资50％以下的比例投资同其他投资者联合举办的企业，依法登记备案、在当地纳税、吸收农民就业、承担支农义务的，也按照乡镇企业对待。
乡镇企业所在地行政区划变动的，不改变乡镇企业性质。
第五条 发展乡镇企业，坚持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乡镇企业作为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依法管理。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乡镇企业管理局是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镇企业的统一管理工作。乡镇（含辖村的街道办事处）经济贸易办公室负贡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管理工作。
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和执行有关乡镇企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负责乡镇企业登记备案工作；
（三）编制乡镇企业年度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导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四）组织开展资产评估、企业划型工作，向企业提供经济、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
（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乡镇企业发展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六）会同有关部门指导乡镇企业的计划、统计、财务、审计、价格、质量、劳动管理、社会保险、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
（七）会同有关部门规划乡镇企业小区，开展招商引资、职工教育培训工作；
（八）依照有关规定收取、使用和管理乡镇企业管理费。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进行规划、协调、监督、管理和服务。

第二章 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企业财产权属于设立该企业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企业、组织或者个人共同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企业财产权按照出资份额属于投资者所有。
农民合伙或者单独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企业财产权属于投资者所有。
实行承包、租凭的乡镇企业，其财产的所有权不变。
第八条 乡镇企业依法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九条 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干预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撤换企业负责人；不得非法改变乡镇企业产权关系；不得非法占有或者无偿使用乡镇企业的财产。
第十条 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法人财产权；
（二）机构设置、人事管理和劳动用工权；
（三）自主经营权；
（四）自主确定本企业的产品价格、劳务价格权，国家、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资金支配权；
（六）依法利用外资、开展进出口贸易和到境外投资办企业权；
（七）拒绝非法收费、集资、罚款、摊派权；
（八）自主订立经济合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权；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 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期进行纳税申报，足额缴纳税款；
（二）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防止和治理污染；
（三）严格执行业经批准的建设规划；
（四）按照国家规定支援农业和缴纳管理费；
（五）履行经济合同；
（六）教育培训职工，提高职工思想和业务素质；
（七）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八）按照国家规定搞好劳动保护、劳动卫生和劳动保险，实行安全文明生产；
（九）按时准确编报财务、统计报表；
（十）接受管理和监督；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鼓励与扶持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乡镇企业发展基金来源：
（一）本级财政每年从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周转金和贴息资金；
（二）乡镇企业每年上缴地方税金增长部分中一定的比例的资金；
（三）本级乡镇企业管理费节余部分；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农民等自愿提供的资金；
（五）基金运用产生的收益；
（六）其他资金。
市、县（市）、区财政用于乡镇企业发展基金的资金，应当视财力状况逐年增加。
第十三条 乡镇企业发展基金的使用范围：
（一）支持本地骨干乡镇企业；
（二）支持少数民族乡村、边远乡村和欠发达乡村发展乡镇企业；
（三）支持乡镇企业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之间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项目；
（四）支持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开发名特优新产品和生产传统手工艺产品；
（五）发展生产农用生产资料或者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乡镇企业；
（六）发展从事粮食、饲料、肉类的加工、贮存、运销经营的乡镇企业；
（七）支持乡镇企业小区和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
（八）支持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九）其他需要扶持的项目。
第十四条 对乡镇企业符合贷款条件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有关金融机构可以给予优先贷款，对其中生产资金困难且有发展前途的，可以给予优惠贷款。
农村合作基金，除保证农业生产需要外，应当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第十五条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乡镇企业享受下列优惠；
（一）乡镇企业可以按应缴所得税额减征10％，用于补助社会性开支；
（二）生产型乡镇企业建设投资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三）乡镇企业生产的原料中掺有30％以上的煤歼石、石煤、粉煤灰、炉底渣及其他废渣生产的建材产品，免征增值税；
（四）乡镇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从投产之日起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1年以上5年以下；
（五）新办乡镇企业当年安置待业人员占企业从业人员总数60％以上的，经批准可免征所得税3年；
（六）对乡镇企业饲料工业和农业生产单位生产和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七）新办农副产品深加工的乡镇企业，企业所得税由税务机关按规定征收后，可由同级财政部门在一定期限内返还。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工作，在人事、户籍管理方面给予照顾，并按期评定职称。对到乡村领办、创办、承包企业并做出突出贡献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建设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增加出口创汇。
具备条件的乡镇企业，经批准可以取得自营进出口权。
第十八条 乡镇企业应当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建立科技开发基金。一般企业每年提取1％以上3％以下；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提取3％以上5％以下。企业科技开发基金专项用于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企业的技术改造及科技人员奖励。
企业的科技开发基金年增幅在10％以上的，可按实际发生额150％抵扣应税所得额；增幅在10％以下或者比上年减少的，可以按照实际发生额抵扣应税所得额。
第十九条 乡镇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开发新产品和科技开发所需资金据实列支。
国家级新产品3年内、省级新产品2年内、市级新产品1年内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由同级财政全部返还企业，继续用于技术开发。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有条件的乡镇企业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建企业集团。
第二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结合小城镇建设，规划、建设乡镇企业小区，引导和促进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严格控制分散建设。
在市级乡镇企业小区内兴办的企业，享受国家、省、市规定的免征各种城市建设配套费（水增容费除外）等有关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优惠措施，鼓励乡镇企业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组织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乡镇企业负担应当实行总量控制，并限项、限额。严禁对乡镇企业非法收费、集资、罚款、摊派。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发展乡镇企业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重奖。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五条 依法登记设立的乡镇企业，应当在30日内持下列文件，向登记机关同级的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一）营业执照；
（二）立项批复文件；
（三）企业章程；
（四）税务登记证明。
乡镇企业改变名称、住所或者分立、合并、停业、终止等，依法办理变更登记、设立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应当在30日内报登记机关同级的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乡镇企业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投资者在确定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企业负责人，作出重大经营决策和决定职工工资、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劳动安全、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时，应当听取本企业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实施情况要定期向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监督。
第二十七条 乡镇企业应当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合理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对职工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第二十八条 乡镇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援农业和农村社会性支出。
第二十九条 乡镇企业用工应当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并逐步实行社会保险。
乡镇企业应当优先招收当地农民，不得招聘和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
女工享有与男工同工同酬的权利，并依法享受特殊劳动保护。
第三十条 乡镇企业应当通过资产评估和产权界定，明晰产权关系，完善资产经营和管理制度，严防集体资产流失。
第三十一条 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岗位适应性脱产培训，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厂级管理人员通过教育和培训一般应当达到大专以上学历；小型企业的厂级和大中型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达到中专以上学历。
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与人事、劳动部门要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技术职称评定和职工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并发给国家承认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二条 乡镇企业新上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应当依据法定程序进行评估和论证，未经评估论证的，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开工建设的，应当补办评估论证手续，不补办手续的，停止享受乡镇企业待遇。
第三十三条 乡镇企业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城乡建设总体规划，严格控制、合理利用和节约使用土地，凡有荒地、劣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耕地、好地。
乡镇企业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用地批准手续和土地登记手续。
乡镇企业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连续闲置两年以上或者因停办闲置一年以上的，应当由原土地所有者收回该土地使用权，重新安排使用。
第三十四条 乡镇企业应当依法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
乡镇企业从事矿产资源开采，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取得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实行正规作业，严禁破坏资源。
第三十五条 乡镇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依法设置会计帐册，如实记录财务活动。
第三十六条 乡镇企业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如实报送统计资料。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制发的统计调查报表，乡镇企业有权拒绝填报。
第三十七条 乡镇企业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乡镇企业建设项目中的防治污染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举办乡镇企业必须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不得举办污染严重的企业；在水源保护区举办企业必须遵守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不得采用或者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不得生产和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的，必须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依法关闭、停产或者转产。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乡镇企业环境保护规划，严格实施污染总量控制。收缴的乡镇企业排污费，必须集中用于乡镇企业重点污染源的治理。
第三十八条 乡镇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应当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得生产、销售失效、变质产品和国家明令淘汰产品；不得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第三十九条 乡镇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和使用商标，重视企业信誉；按照国家规定，制作所生产经营的商品标识，不得伪造产品的产地或者伪造、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和认证标志、名优标志。
第四十条 乡镇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生产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发生；对事故隐患，应当限期解决或者停产整顿。严禁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发生伤亡事故，应当采取积极抢救措施，依法妥善处理，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一）非法改变乡镇企业所有权的；
（二）非法占有或者无偿使用乡镇企业财产的；
（三）非法撤换乡镇企业负责人的；
（四）侵犯乡镇企业自主经营权的。
前款行为给乡镇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四十二条 乡镇企业负责人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企业所有者和企业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侵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对非法向乡镇企业进行收费、摊派、罚款、集资的单位和个人，乡镇企业有权依法申诉或者控告，有关部门和上级机关应当予以制止，限期归还财物；对直接责任人，根据情节轻重，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四十四条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给乡镇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乡镇企业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土地管理、自然资源开发、劳动安全、税收、统计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在其改正之前，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停止其享受本条例规定的部分或者全部优惠。
第四十六条 乡镇企业集体资产管理人员失职，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的，由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追回流失资产，建议有关部门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乡镇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不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由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在其改正之前，可以停止其享受本条例规定的部分或者全部优惠。
第四十八条 对依照本条例规定所作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税收、信贷等鼓励扶持措施，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按照新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本条例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