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刘成江


　　一、犯罪被害人
　　（一）犯罪被害人的概念
　　《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的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联大第40?34号决议）对犯罪被害人所下的定义是：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的重大损害的人。一个人可被视为被害人而不论加害于他的犯罪者是否被指认、逮捕、起诉或定罪，亦不论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家庭关系如何，因此“被害人”一词视情况也包括直接被害人的直系亲属或其他扶养人以及出面干涉以援助遭难的被害人或防止受害而蒙受损害的人。本文所说的犯罪被害人，主要是指刑事犯罪中的自然人受害者，具体来说就是受害者及其近亲属，还包括其他因直接参与案件而受到损伤的人。需要强调的是，实践中，犯罪被害人救助指向的核心对象应该是那些遭受侵害后凭借自身资源不能恢复的被害人。
　　（二）犯罪被害人遭受的侵害与损伤
　　犯罪被害人救助源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侵害与损失。由于被害人在心理、行为等主观性特性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社会阶层等客观性特性的不同，相同或不同的罪行给不同的犯罪被害人造成的损害与损伤必然不同，但无论这些损害与损伤的类型、程度有多大差别，犯罪被害人在受害后的损害与损伤都集中体现在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害两方面。犯罪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包括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包括肢体受损及死亡）、医治损伤的费用、看护治疗的费用及其它可见的有形物质损失和因犯罪行为丧失劳动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财产恢复等预期损失及其他无形的物质损失。犯罪被害人受到的精神损害则包括侵害犯罪被害人健康权而使其受到的精神损害（包括生命质量下降、寿命相对缩短、性功能丧失等）、侵害妇女性自决权而使其遭受的精神伤害、侵害生命权而使犯罪被害人及其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等。
　　二、我国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助现状
　　（一）我国犯罪被害人社会保护与救助的现状
　　犯罪被害人救助就是在被害人受到侵害与损伤后，在被害人不能自我恢复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帮助被害人实现被害恢复。在国际上，犯罪被害人的社会保护与救助通常可以认为是旨在减轻被害人痛苦和增强被害人康复能力的活动的总称，其内容应该大致包括支持社团、服务热线、被害人咨询和治疗、紧急医疗服务、社会服务、保护免遭二次被害，等等。但在我国，犯罪被害人社会保护与救助的理论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实践活动也很少，犯罪被害人社会保护的内容和形式也比较单调，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犯罪被害人的社会保护主要集中在对妇女、儿童、老人及残疾人这几种特殊类型的被害人保护上(譬如当被害的对象是妇女或是被害造成了残疾的后果时，妇女联合会或残疾人联合会可以对其予以支援)，但这种保护也只是一种“弱者集团的交叉保护”，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还没有上升到整体保护、全面保护的高度；同时在社会本位和同情犯罪人的刑事政策理论的影响下，除上述几类犯罪被害人外，其他被害人的弱者地位被剥夺，在社会中没有专门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也无法实现对犯罪被害人的系统保护。
　　（二）我国犯罪被害人法律保护与救助的现状
　　世界各国对犯罪被害人的法律保护与救助主要体现在被害人赔偿、被害人补偿、被害人的权利以及法律咨询与服务等方面，目前比较制度化的就是各国制订的被害人补偿法。就我国而言，被害人权利的法律保护与救助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目前，在立法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完整的犯罪被害人保护的法律，犯罪被害人补偿立法还处于学理讨论阶段；在司法运行中犯罪被害人保护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被害人不能有效的参与刑事司法程序、被害人的刑事司法知情权与参与权不能切实享有，被害人成为附属于刑事案件的第三人；在执法层面无法实现法律裁判中对犯罪被害人物质补偿的有效给予，更不能通过判决的执行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精神抚慰，而这又让犯罪被害人再次陷入不利境遇之中。
　　综上所述，根据犯罪被害人的特性及其因犯罪行为所受的侵害与损伤，针对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乏与救助缺失的现状，笔者将从国际国内的实际出发，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的设立寻求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并对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的建立进行初步的构想。
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建立的依据
　　（一）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设立的理论依据
　　1．社会契约论
　　“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包含着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要求，这构成了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两个层次，当体现分配正义的规范被违反，矫正正义就要使受到破坏的不平等境况回到最初的平等状态，犯罪被害人救助就是一种矫正正义，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就是要在罪行发生后，帮助被害者实现被害恢复，保护弱者权利和利益，实现契约平等。
　　2．恢复性司法理念
　　恢复性司法是强调修复由犯罪行为造成和暴露出的危害结果的一种司法理论，具有包容和协商的特性。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考犯罪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目的是要求犯罪人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承担责任，寻求补偿受害人的方式，使双方都能顺利地重新融入社会。对犯罪被害人救助而言，恢复性司法的核心就在于——基于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为使受损的社会关系恢复到原有状态，司法应考虑犯罪者、受害者、社区各方的意见，强调对犯罪被害人的救济与帮助。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就是要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从而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
　　（二）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设立的现实依据
　　1．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这些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的真实写照。“和合”思想在哲学层面上强调“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强调“尚同”的大一统格局；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强调“和为贵”的人际交往。犯罪行为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打破了原有的和谐局面，为恢复原有的平和就必须使处于弱势得一方得到援助，使犯罪的加害方得到惩罚，受害方得到补偿。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要求在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平衡罪犯、犯罪被害人与社会之间权利与利益，这是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设立的文化基础。
　　2．人权保障与法治国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当前，人权发展与保障已经进入国际人权——即普遍人权阶段。在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在推动人权保障的同时，亦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我国人权保障与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点之一就是实现对弱者地位的保护，而犯罪被害人作为权利受损的一方，在实际保护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弱者地位，因此推动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在保障被害人权利与利益的同时，推动我国人权保障的发展和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权保障的发展与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是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设立的国内背景。
　　3．国际范围内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发展
　　在国际范围内，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为实现对犯罪被害人的救济与支助，已设立了性质、形式多样的救助机构和救助措施，进行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国际范围内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设立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的国际背景。
　　四、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的构想
　　为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救济与保护，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笔者将在遵循公平正义、全面合作等原则的基础上，从被害人受害后所处的刑事司法阶段和具体心理状态的真实需求出发，以物质赔偿和精神抚慰为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式，从犯罪人赔偿、社会救助、公力救助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犯罪人赔偿私力救济又称“自力救济”，是指利害关系人或权利人在不通过他人所设定的程序、方法和第三者的力量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实力维护自己被损害的利益或权利，从而解决因此而发生的冲突。正义是私力救济的道德基础，决定着私力救济的本质属性。私力救济是游离于现代国家正式制度外的边缘性制度。面临侵害，选择怎样的救济方式，每个人都有其自身逻辑。总体来讲，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而会选择不同的维权方式。私力救济包括两种方式即自卫与自助，犯罪被害人的私力救济主要是自助。
　　1．物质赔偿
　　在犯罪被害人受害后，基于契约原则,根据报应理论，被害人的直接物质损失与精神伤害应该由犯罪人来赔偿，犯罪人赔偿是具有私力性质,被害人有权获得来自于犯罪人的赔偿,这种赔偿不依赖于罪犯是否被逮捕或定罪量刑。实践中,为实现对被害人的赔偿,应最大限度地保证罪犯赔偿的实现。犯罪人赔偿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犯罪被害人。
　　我国的犯罪人赔偿制度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重点: 首先，关于犯罪人赔偿的资金来源。笔者认为,犯罪人应以个人的合法私有财产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其次，关于被害人取得赔偿金的方式。笔者认为,被害人在受害后,可以直接向犯罪人求偿，也可以以民间私人调解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中介向犯罪人求偿或是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赔偿要求(也就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取得赔偿)。再次，关于犯罪人支付赔偿金的方式。犯罪人在支付赔偿金时,可以一次性全部支付,也可以在于被害人协商后分期支付或以其他方式支付。
　　物质赔偿的首要目的在于确保合法权益的不可侵犯性，同时更是道德和正义的要求和体现，对于现存的不法侵害，直接采取私力救济是人们的“本能反应”，但是个人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当犯罪人赔偿数额很少或不能实现时，被害人就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其在现时情况下可能遭遇的经济困境。
要求犯罪人赔偿是遭受侵害后凭借自身资源不能恢复的被害人借助自身能力或中介机构而进行的，是被害人受害后“本能反应”。
　　2．精神抚慰
　　精神抚慰的目的就在于被害恢复。所谓的被害恢复即指从被害化状态转移到康复状态，并重新获得被害前的控制机能。当然，精神抚慰应该首先通过犯罪人的自省，使其设身处地的感受到被害人的痛苦，真心向被害人忏悔，满足被害人的情感要求。通俗的说，对被害人精神伤害的抚慰应在被害人恢复和犯罪人道歉、自省的前提下，借助于家人、朋友、邻里、社区等的帮助共同进行。
　　一般来说，如果被害事件不大，被害造成的后果不严重的话，被害人往往能够从被害中很快恢复过来，但是对一些受到严重精神和肉体伤害的被害人，仅靠被害恢复并不能使其尽快从伤害中平复，因此，在被害人精神损伤不能平复的时候，被害人应该寻求社会专业机构的辅导与帮助，从而进入社会救助阶段的精神抚慰。
　　（二）社会救助
　　目前,国际上对社会救助尚未有严格、公认、明确的定义，笔者赞成亚洲发展银行对社会救助所下的定义，即社会救助计划是用来援助最弱势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并使他们达到生存水平和改善生活标准。亚洲发展银行认为社会救助除包括由政府税收提供资金的全民福利计划外，还包括由私营部门,如慈善团体、宗教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提供的其他形式的服务和救济。社会救助措施的类型与内容多样，学术界对社会救助的分类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现金和实物给付是社会救助最现实的实现方式。
　　就犯罪被害人而言，获得社会救助就意味着他（她）在遭受到犯罪侵害后能够无偿地或支付很低对价地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社会救助的对象应是犯罪人赔偿无法有效实现、无法实现被害恢复的那一部分犯罪被害人。
　　1．社会救济——由政府税收提供资金的全民福利计划
　　由政府税收提供资金的全民福利计划在我国而言即主要是社会保险及社会保障，具体来说即是围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展开的,以低保为基础，以粮油、医疗、教育、住房等为主要内容的救助计划，并包括以低保制度为中心,医疗、教育、住房等救助相配套的救助体系。目前我国社会救济的重点还只是城市低保家庭以及一些特殊群体，社会救济还没有覆盖到全体国民。在此，应扩大社会保险及社会保障的范围，将犯罪被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纳入全民福利计划的范围。事实上，尽管我国的社会救济所提供的是一种临时短暂、以行善施舍为目的的政府或民间行为，但这些行为仍能够为犯罪被害人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使绝大部分犯罪被害人的精神得到抚慰。
　　2．犯罪被害人救助机构
　　当前国际范围的被害人援助活动大多是由非政府机构展开的，其提供的也大多是志愿者服务或者是非营利性的私人服务。因此，借鉴英、美、德、日、澳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救助经验，通过在我国成立专门性的犯罪被害人救助机构，以便在犯罪人赔偿无法实现的条件下为犯罪被害人提供帮助。犯罪被害人救助机构提供的服务和帮助通常具有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的双重性质。
　　3．心理救助
　　心理救助是社会救助的重点之一，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在实践中来说也是对犯罪被害人最有帮助的一种救助。不过，社会救助的精神抚慰事实上还是由犯罪被害人救助机构提供的，只是更侧重于心理咨询与辅导、情感支持等心理恢复上。我国台湾地区于1999年成立了具有半官方色彩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适时且全面性的协助，并自2004年于台北分会办理心理创伤门诊计划。该计划内容细腻、制度和措施更趋于人性化，也更符合我国现实。因此，以我国台湾地区的心理创伤复健门诊服务计划为蓝本，犯罪被害人救助机构提供的心理救助应包括危机处理、心理咨商与治疗、后续追踪辅导三个阶段，各阶段基于时间不同而提供不同的救助内容。
　　在犯罪案件发生后，基于被害人及其家属强烈的情绪反应及其面临的众多待处理事务，由犯罪被害人救助机构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咨商人员为被害人及家属提供支持及协助；危机处理后，根据被害人自愿的原则决定是否由专业人员（精神专科医生、有国家证照的咨商心理师等）进行个案的追踪辅导；建立档案，由义工或心理咨商师随时向已接受或未接受过咨商的被害人提供服务。

谈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以事立案

薛敏霞

立案是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是刑事诉讼开始的法定程序。在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践中，传统上都是采取以人立案的方式。近几年，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大胆尝试以事立案的侦查方式，促进了办案工作的深入开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以人立案到以事立案，绝不仅仅是工作方式的不同，而是一种侦查理念的转变。下面谈一下对职务犯罪侦查中以事立案的认识。
以事立案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对于发现的犯罪事实，或者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犯罪嫌疑人不能确定的案件，依法作出的立案决定。笔者认为，以事立案是有法律依据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该法第八十六条也作了类似规定。根据这些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既可“以人立案”，也可以“以事立案”。
以事立案有其必要性。以事立案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刑事立案方式。运用以事立案能够使查案工作及时进入侦查程序，有利于侦查人员依法及时使用侦查手段获取证据，查明案情，防止证据灭失和制止犯罪危害进一步扩大；以事立案对事不对人，有利于隐蔽侦查意图，克服办案阻力和工作被动；能够减少初查材料转化为证据的大量重复性工作，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降低司法成本；能够有效地防止办案人员在初查阶段为获取证据而使用侦查手段等违法办案，对推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职务犯罪的侦查，是一种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和私分罚没财务犯罪案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案件，经过初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以事立案：（一）必须通过侦查措施取证的；（二）证据可能发生变化或者灭失的； （ 三）犯罪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可能进一步扩大的。”由此可以看出以事立案的两个条件，即：法律要件和侦查必需。
一、法律要件
1、要有犯罪事实的发生。这里所讲的犯罪事实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侵吞公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渎职等行为。犯罪事实存在与否，主要是看贪污、渎职侵权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否已经形成。如果危害结果的形成是不正确的，或者确定下来后达不到有关立案标准的，就不能立案。2、需要追究刑事责任。3、犯罪嫌疑人暂不明确。以事立案有利于案件的依法迅速查处，或者有利于案件查处 中排除干扰和减少阻力。
二、侦查必需
1、案件证据必须通过侦查手段获取的；2、如不迅速立案，证据可能发生变化或者灭失的；3、如不迅速立案，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可能进一步扩大。
以事立案有其积极的意义。首先，采取以事立案的模式启动侦查程序，使侦查手段和措施及时，合法出手，有利于依法、迅速、及时地打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案后，侦查手段、措施和活动才具有合法性。有些渎职侵权案件的犯罪事实，危害结果比较明显，但具体行为人并不明确，如果一定坚持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先确定犯罪嫌疑人，由人到事，显然会坐失良机，影响案件的侦查和证据的获取。
其次，有利于加大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在全国范围来看，查处职务犯罪的工作还很不平衡。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务犯罪侦查大多沿用传统的以人立案的单一模式。而采用以人立案和以事立案相结合的侦查思路，则可以克服这一不足。
第三，有利于隐蔽侦查意图，减少和排除办案中的阻力和干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没有杀人、放火那样明显直观，行为主体的地位、职权和社会背景也往往影响到对该类犯罪的认识和判断，仅仅从认识和判断以及“关系网”的角度来看，要比一般的刑事案件的办理要难。司法实践表明，案件刚刚开始办理，说情者蜂拥而至，干扰不断，阻力重重。大胆采用以事立案，对事不对人，抓到证据再抓人，既有助于办“铁案”，又可以减少办案的阻力和干扰。
第四、以事立案的案件，即使撤案，负面影响也较小，通常不会引发刑事赔偿问题。立案后，全面侦查活动开始展开，可能会出现与立案时的事实不相符合，或者证据发生变化的情况，因而导致撤案，这本来是法律所允许的。然而，由于“以人立案”的侦查方式在立案时就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使侦查工作不可避免地针对特定的人，当案件无法侦查终结或撤消案件时，难免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于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还面临着刑事赔偿的问题，给检察工作带来被动。而采取以事立案的案件，经侦查即使撤消案件，由于侦查工作对事不对人，因此负面影响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