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已由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通过，现予公布，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条 市公安局是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的主管部门。市和区、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具体负责辖区内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市实行以减少交通违章、预防交通事故为目的的交通安全责任制。
各机关、部队、学校、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单位）应当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制，加强对所属人员的交通安全教育和车辆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交通管理装备、交通安全设施的建设、维修、更新经费和交通安全宣传经费应当纳入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交通法规。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忠于职守，公正执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
第七条 每年5月5日为本市无违章、无事故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日。

第二章 行人和乘车人
第八条 行人应当在下列道路上行走：
（一）步行街；
（二）人行道；
（三）人行过街天桥或者人行过街地道。
行人在无人行道或者人行道有障碍物无法行走时，可以在距道路边缘或者障碍物边缘一米宽度内行走。
行人横过车行道，应当走人行横道，并遵守交通信号；设有隔离设施的，行人不得跨越。
第九条 在车行道上推行摩托车或者非机动车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紧靠右侧边缘顺向推行，设有交通指示标志的，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所示推行；
（二）横过车行道时，按照行人通行规则推行；
（三）不得并排推行。
第十条 行人禁止进入高速公路、高架道路以及其他不得进入的道路。
行人不得擅自进入交通管制区域。
第十一条 乘车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车行道上候车；
（二）不得向车外抛撒杂物；
（三）不得在机动车行驶中干扰驾驶员的操作；
（四）在车行道上，不得从车辆左侧车门上、下车；
（五）机动车未停稳时不得上、下车。

第三章 车 辆
第十二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车辆进行检验。
车辆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检验合格、注册登记，并取得号牌、行驶证或者行车执照后方准上道路行驶。
第十三条 本市对车辆号牌的发放实行总量调控。
机动车号牌额度年发放量和发放办法由市计划委员会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本市严格控制核发人力三轮车号牌；停止核发燃油助动车市区号牌。
第十四条 符合申领车辆号牌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凭车辆的有效凭证，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领车辆号牌、行驶证或者行车执照。
第十五条 申领本市车辆号牌、行驶证或者行车执照的，国产车辆应当列入国家和本市公布的国产车辆产品目录的车辆，进口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本市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倡导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十七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车辆进行定期检验。
车辆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上道路行驶。
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接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专项检验，未经专项检验或者专项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上道路行驶：
（一）变更车身装置、颜色或者车辆主要技术参数的；
（二）车况不符合国家有关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
（三）因重大、特大交通事故受损经修复的。
第十八条 需要改装机动车的，应当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技术资料，经审核同意后方可改装。
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参与本市研制的新车种、新车型的安全技术论证和性能鉴定。
第十九条 准许利用机动车车身设置广告的，应当符合广告法规的规定，并应当按照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方式、位置设置。
第二十条 机动车需要过户、转籍、报废、更新、变更、停驶或者复驶的，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并到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本市应当对车种构成、车辆性能、车用燃料采取优化措施。
机动车行驶年限、行驶里程、损坏程度或者能耗、排污符合报废标准的，予以强制报废。
报废的机动车由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统一回收和解体处理。
第二十二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机动车加装动力装置；
（二）拼装车辆；
（三）擅自更换车辆发动机、车架或者底盘总成；
（四）擅自使用国家规定的特种车辆标志。

第四章 车辆驾驶人员
第二十三条 驾驶机动车的人员应当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以下简称驾驶证）。
驾驶有动力装置的残疾人专用车或者助动自行车的人员，应当持有上海市残疾人专用车操作证或者上海市助动自行车操作证（以下统称操作证）。
第二十四条 申领机动车学习驾驶证的，应当符合上列条件：
（一）具有本市的居住证明；
（二）符合国家规定许可学习驾驶的年龄；
（三）驾驶适应性检测合格
符合前款规定，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法规知识考核合格的，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机动车驾驶申请表等有关凭证之日起十五日内核发机动车学习驾驶证。
第二十五条 在道路上学习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道路和时间内进行。
第二十六条 申领机动车教练员证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从事驾驶工作五年以上；
（二）三年内未发生有责任重大交通事故或者负主要责任以上一般交通事故。
符合前款规定，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考试合格的，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考试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核发与准驾车型相符的机动车教练员证。
未取得机动车教练员证的，不得从事机动车教练工作。
第二十七条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考试。考试合格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考试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核发驾驶证。
第二十八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实习的机动车驾驶人员，在驾驶实习期内，驾驶的车辆应当悬挂实习车示意牌。
第二十九条 申领操作证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本市常住户籍；
（二）年满十六周岁。
符合前款规定，经区、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考试合格的，区、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考试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核发操作证。
非下肢残疾人员不得申领残疾人专用车操作证；肢体残缺影响驾驶的人员不利申领助动自行车操作证。
第三十条 本市实行机动车驾驶人员交通违章记分制度。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交通法规的机动车驾驶人员应当依法予以处罚，并按照违章情节轻重每次记一至二分。
机动车驾驶人员一年内交通违章累计记分满十分的，应当接受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满二十分的，注销其驾驶证。
第三十一条 驾驶人员应当增强交通法制观念，接受以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技能和驾驶职业道德为内容的交通安全教育。
各级交通安全教育学校应当健全规章制度，落实教育计划，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接受驾驶适应性检测：
（一）发生有责任重大交通事故或者负主要责任以上一般交通事故的；
（二）需从事公共客运的。
机动车驾驶人员有下列情列之一的，应当定期接受驾驶适应性检测：
（一）从事危险品运输的；
（二）年满六十周岁需要继续从事机动车驾驶的。
机动车驾驶人员适应性检测部分评定不合格的，不得从事公共客运、危险品运输的机动车驾驶；综合评定不合格的，不得从事机动车驾驶。
第三十三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驾驶人员的驾驶证进行审验。
驾驶人员的驾驶证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审验或者审验不合格的，不得继续驾驶机动车。
第三十四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伪造、冒领或者买卖机动车通行凭证；
（二）伪造、涂改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涂改的操作证或者冒用他人操作证；
（三）驾驶证、操作证被依法吊扣、注销后继续驾驶车辆；
（四）驾驶证、操作证被暂扣后，超出暂扣凭证有效期限继续驾驶车辆；
（五）驾驶人员在驾驶车辆时使用移动电话；
（六）非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专用车；
（七）残疾人专用车乘坐非护理人员。

第五章 车辆通行
第三十五条 车辆应当各行其道。遇有障碍物必须借道通行时，应当让在其本道内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
第三十六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必要、合理和有利交通畅通的的原则可以采取均衡交通流量、分隔车辆通行时间、划定限制通行区域和核发机动车通行凭证等交通管理措施。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和临时停车需要，按照有关法规规定设置或者调整车辆临时停放点。车辆临时停放点的设置应当严格控制，不得阻塞交通。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采取封闭主干道路、组织区域性单向交通网络、步行街等重大交通管理措施时，应当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于实施十日前公告。但特殊、紧急情况除外。
第三十七条 禁止下列车辆在道路上行驶：
（一）畜力车、独轮车、黄包车；
（二）履带式机动车；
（三）后三轮摩托车；
（四）拖带全挂车的机动车；
（五）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
郊县号牌的燃油助动自行车禁止在市中心区域内行驶。
拖拉机不得在市中心区域内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禁止通行的时间、路段内行驶。
第三十八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公交先行、方便市民和有序安全的原则核定行驶路线及站点，并应当自收到行驶路线及站点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答复。
公共汽车、电车、专线车、长途客运班车、通勤车应当按照核定的路线、站点行驶或者停靠。
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辆应当按照核定的路线、时间行驶。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行驶中遇到前方路段交通受阻时，应当依次行驶；需要停车等候通行时，不得将车辆停在人行横道、道路禁止停车线内。
第四十条 在设有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隔离设施的道路上，禁止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在划有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道线的道路上，禁止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但遇非机动车道上有机动车临时停车、障碍物或者路面损坏等必须借道行驶的除外。
在划有分道线、停止线的交叉路口，禁止非机动车越线停车。
禁止车辆在人行道上行驶或者任意停放。
第四十一条 高架道路为机动车专用道路并禁止下列车辆通行：
（一）非机动车；
（二）轻便摩托车、二轮摩托车；
（三）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
（四）拖拉机；
（五）悬挂试车号牌、教练车号牌的车辆；
（六）拖挂施工机具的车辆；
（七）铰接式客车、带挂车的汽车和载重量在八吨以上的货运车辆；
（八）设计最高时速低于六十公里的机动车辆；
（九）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机动车辆。
第四十二条 高架道路车道分快速车道和慢速车道。在道路畅通状况下，车辆应当按车道所示速度标记行驶。
第四十三条 高架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不得任意变换车道。
高架道路上行驶的车辆需要变换车道的，不得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不得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
第四十四条 在高架道路上行驶有车辆应当保持车况完好，不得发生因缺电、缺水、缺油造成的抛锚，不得任意停车。因故障不能继续行驶的，应当将车辆移至路面右侧，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告。

第六章 道路和停车
第四十五条 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建设应当适应道路交通的发展需求，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政工程、城市规划、公安交通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道路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
道路的详细规划应当征求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意见不一致时，应当报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六条 道路建设单位在进行道路设计时，应当考虑道路交通和管理的需要，其中交通组织方案和交通安全设施、路口渠化的设计等，应当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核同意。道路建设竣工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参加验收。
第四十七条 设置模跨道路的管道、横幅等物体的，物体下沿距地面不得小于五百二十厘米；在沿街建筑物上向人行道延伸物体的，物体下沿距地面不得小于二百五十厘米，物体边缘距车行道不得小于二十厘米。
第四十八条 禁止下列占用道路危害交通安全或者扰乱交通秩序的行为：
（一）倾倒建筑垃圾、工程渣土；
（二）设点擦洗或者维修机动车辆；
（三）擅自设置含有交通指示内容标志、标牌。
第四十九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道路交通管理的需要和方便识别的要求，依法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对损坏、残缺的，应当及时修复、更换。
第五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火车站、码头、航空港等交通集散地和地铁、轻轨等客流量大的站点以及新建的公共建筑、住宅楼，建设单位必须按照规定配建或者增建停车场（库）。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住宅楼，也应当按照规定配建或者增建停车场（库），建设单位确有困难不
能按照规定配足停车车位的，应当经有关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缴纳停车场（库）建设差额费。
停车场（库）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第五十一条 停车场（库）的交通设计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停车场（库）设置标准，其停车车位数、出入口位置、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应当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停车场（库）建设竣工后，停车车位数、出入口位置、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建设单位应当向原审核同意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验收；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社会停车场（库）和公共建筑配建的停车场（库）应当向社会车辆开放。
第五十二条 改变停车场（库）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市规划、建设等管理部门批准和征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并按占用的车位数补建或者缴纳占用车位数的建设差额费的百分之一百三十。
停车场（库）建设差额费由市建设管理部门收取，专项用于社会停车场（库）建设，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十三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对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实施强制牵引：
（一）违章停放的；
（二）发生交通事故不能行驶的；
（三）发生邦联不能行驶，影响道路畅通的。

第七章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第五十四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实施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和实施交通安全责任目标考核和奖惩办法；
（二）指导、监督各单位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制；
（三）组织交通安全竞赛、评比活动；
（四）开展其他形式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第五十五条 单位应当明确专人负责交通安全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制定本单位的交通安全制度，落实交通安全责任目标和防范措施；
（二）组织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三）组织开展车辆安全检查，保障车辆安全性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第五十六条 单位应当开展职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中、小学校应当以交通安全知识为内容，开展交通安全专题教育活动。
第五十七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教育等部门和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团体应当采取各种形式，配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好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第八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五十八条 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立即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迅速处置，及时恢复交通。
交通事故处理应当贯彻以责论处、按责赔偿的原则。
第五十九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确定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前，应当对车辆、物品、设施等财产损失组织评估。物损评估可以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委托的专业部门或者专业人员进行。
对物损评估有异议的，可以向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重新评估。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重新评估意见。
第六十条 交通事故导致受损的车辆、物品、设施，由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协商决定修理单位。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受损车辆、物品、设施的修理单位。
第六十一条 无本市常住户籍或者无合法有效身份证明的交通肇事嫌疑人，必须提供有效担保；必要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暂扣肇事车辆及其他有关物品直至结案。
第六十二条 因道路、道路上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道路附属施设缺损、养护维修单位未及时采取安全措施，或者检修后检查井、箱盖未及时恢复原状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养护维修或者检修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
第六十三条 本市设立交通事故伤亡援助金，用于因交通事故遭受伤害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或者生活困难需要援助的人员。交通事故伤亡援助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人、非机动车或者机动车驾驶人员，应当责令改正、依法处罚并予以教育，对情节轻微又愿意接受协助维护交通秩序教育措施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一）、（五）项，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或者第四十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三）、（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三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处警告或者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对不能提供车辆来源合法凭证的车辆，可以暂扣或者予以没收，对未取得号牌、行车执照的助动自行车，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七）项、第三十七条或者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对驾驶人员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对拥有机动车的单位或者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吊
扣机动车驾驶证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其中对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可以并处暂扣车辆至暂扣原因消失，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并处没收非法财物；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对拥有机动车的单位或个人按每辆车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七条或者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其中违反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并处吊扣驾驶证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
（七）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证件，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三）、（四）、（六）项、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或者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对车辆驾驶人员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吊扣驾驶证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其中违反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并处
没收非法证件；
（九）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车辆驾驶人员，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或者交通安全专题教育的，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书面通知或者公告后一个月内仍不接受处理或者教育的，注销其驾驶证或者操作证。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处行处罚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原则、处罚程序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处罚。
当事人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十七条 交通警察不得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反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八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为：
（一）道路，是指有路名牌的街道、公路、高速公路、高架道路、隧道、车行立交桥、与道路相连接的桥梁以及过街天桥、过街地道、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库）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
（二）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三）通勤车，是指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准的专供职工上、下班使用的机动车辆；
（四）停放，是指车辆停车后驾驶员离开车辆的行为；
（五）公共建筑，是指旅馆、饭店、办公楼、商业场所、体育场馆、影剧院、展览馆、图书馆、医院、游览场所等对社会开放的建筑。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7年7月10日
证 明 责 任 特 征 与 性 质 新 探

李 强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摘要：对证明责任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的特征与性质的认定，直接影响着司法实践中对“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判决的合理和规范。本文通过对证明责任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的论述，以及对五种有代表性的性质学说的介绍评析，尝试论证得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责任负担和法院裁判规则的统一”这一性质结论。
关键词：证明责任 裁判规则 当事人责任负担

一、伴随着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则》）的正式施行，证据再次成为了诉讼法研究和论争的焦点。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规定的第73条第2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做出裁判。）将西方发达法治国家早已确立并大力推崇的“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判决”的裁判方式首次以有效的司法解释形式予以了明确认可[1]。回顾我国近现代法制发展历程，虽然诉讼法律体系对证明责任进行吸纳和研究的时间较早[2]，但由于新中国的法律在浓重政治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一味追求客观真实”、“片面注重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甚至“以法院主动收集证据取代证明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区别”的民事审判思想[3]，令当事人举证作用始终难以受到重视，也使得我国诉讼法中对于“证明责任”的定义，始终只能停留在“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的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4]这一简单且缺乏强制效力的层面上。而这一致命缺陷也让证明责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认作是完备诉讼法律结构的“点缀装饰”而难以对实体裁判产生实质影响[5]。较之德、美、日等发达法治国家将证明责任视为法院裁判，特别是在诉讼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强行下判”的“决定性因素”、“民事诉讼的脊梁”[6]，我国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妥当的，长期以来众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都期盼着立法对证明责任在认识和规定上能有所突破和转变。
令人庆幸的是，顺应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在西方先进法律理念的冲击和影响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证明责任的性质首先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变化，其中尤以审判阶段中“法官对证明责任的考察”方面最为典型。在考察的侧重点上，表现为从当事人主张的角度考察提供证据的责任，逐渐发展到从法院裁判的结果角度考察举证责任的分担；在考察的基础上，从以前简单粗糙地默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逐渐发展到考察判决结果（特别是在要件事实真伪难辨条件下做出的）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即考察“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在考察基础上观念和做法的转变，则更可被认为是对证明责任性质重新认定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法学理论在“要件法律事实真伪不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法院（法官）审理查明的目标和裁判认定的依据应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两个观点上已逐渐达成了肯定共识[7]，而当这两个观点也潜移默化渗入到我国法律界，特别是为实务领域的法官们所广泛接受之后，这种可概括为“从依举证责任表明权利主张到依证明责任决定判决结果”的转变，则无疑为最终将证明责任确立为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一类民事诉讼的最有力手段打下了十分牢固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理论法学界对证明责任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明责任中最为基础的定义、特征和性质问题，也成为了各家理论交锋的前沿和主战场，围绕着证明责任的定义、性质的种种学说也使得诉讼法学界呈现出一片“争鸣”的繁荣景象。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这种学说上的争论交锋，最终往往成为了去伪存真、求得真理的最为快捷有效的途径，而理论学说上的所谓真理，事实上也往往是以将各家理论通过比较论证的方法提炼出相对合理的部分并加以整合而得出的相对最为合理的结论的形式存在的。面对我国目前仍处于学说林立，尚无定论的争鸣阶段这一现实，我想以下不妨对几家有代表性的证明责任性质学说进行一番简要介绍和评析，并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尝试得出一个个人认为相对最为合理的结论，虽不可称之为“真理”，但期望能为真理认识的最终发现起到些许积极作用。
二、（一）概念 借鉴各发达法治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明责任所下的定义[8]，考虑到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审判制度的特点[9]，尤其是结合最新司法解释对“将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则”予以肯定的新情况，我认为，证明责任（也称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客观举证责任）[10]，是指当要件事实无法查明时，负有证明其主张法律要件事实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被法院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的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二）从上述概念出发，我认为证明责任概念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证明责任以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作为前提和基础
较之“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几乎可以一手包办调查和审判，证明责任只能真正存在于对当事人举证作用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并配以一定强制性保障规范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国家。具体而言，举证责任（也即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的分配会因诉讼类型不同，同一诉讼类型中种类的区分以及案件间个体差异而不尽相同，因此证明责任必须在明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发挥其在最后裁判中的决定作用。反之，如果在适用证明责任时脱离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这个前提和基础，那不仅会造成所做出的裁判明显缺乏依据，没有说服力，而且将会使审判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条件下享有无限广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种缺少法律原则约束的“绝对自由裁量”对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当事人的利益只能是百害而无一利。
2、证明责任直接决定“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的裁判结果
依概念所述，证明责任只能在要件事实真伪难辨而又必须对案件做出即时裁判时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这一功能也就决定了它总是与裁判结果紧密相连。明确这一点对法律和法官都有着重要意义。就法律而言，证明责任是在当今司法审判领域案件事实无法查明已逐渐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立法者为相对公正地解决此类诉讼而设立的一条“超级法则”，它有效弥补了法律对处理日渐增多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缺乏有效手段的缺陷，在保证法院对此类诉讼处理的公正性上作用无可比拟。就法官而言，在深谙证明责任是决定裁判结果的“胜负手”之后，则更应注意在决定适用证明责任问题上务必慎之又慎，斟酌再三。换言之，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裁判的前提必须，也只能是要件事实确实依审判规则无法查明这一种情况，除此之外皆不能以此作为单独裁判依据。法官决不可轻易适用甚至滥用它作为解决事实复杂、不易查明的一类诉讼的“万金油”，而必须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督促当事各方积极收集、组织证据材料或自己在法定范围内依职权努力调查搜取证据以推动诉讼进行，以求达到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做出判决的理想诉讼状态。
3、证明责任由法律预先设定，是确定不移的责任负担
证明责任是一条抽象的法律规则，它的特性在于一旦被当事人所承担，即不会因法官或当事人的意志被忽略、否定或改变。证明责任的这一层含义虽未在概念中明确显现而是隐藏于文字背后，但其意义同样不可小觑。对于法官，证明责任是一条裁判的规则，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必须依从此规则的指引适用“证明责任法” [11]进行裁判；对于当事各方，证明责任是一项责任负担，它不仅直接决定着当事人在不充分举证而可能造成的要件事实无法查明情况下，被法院判以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而且间接决定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供责任的责任。因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之所以愿意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正是为了摆脱最终对己不利的证明责任。即提供证据的责任只不过是证明责任在具体诉讼中的“投影”而已[12]。结合审判实践来看，曾经被一些老审判工作者视作处理“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的“窍门”“绝招”的诸如“只调不判”、“各打五十大板”、强行归罪等做法，在确定了证明责任规则后，必须坚决杜绝；某些当事双方依合意对合同内容的解释以及对文书本身的解释而企图改变证明责任的做法，当然也应被认定为因违法而无效。
三、（一）当今我国理论界关于证明责任性质的学说不少，抛开将证明责任仍等同于提供证据责任的过时观点不谈，以下仅介绍现代意义（结果意义、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性质学说中有代表性的五种：
1、权利说[13]
此学说认为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是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1款（当事人有权……收集、提交证据……）所明文规定的任何人不能剥夺的法定权利，因此证明责任这一与当事人举证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也应该是一种权利，而举证不力致使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被判决承担的不利后果，只不过是当事人行使权利所承受的一定负担而已。显而易见，这种主观臆想的联系所导致的错误认识，是由于对证明责任概念界定错误或性质认识不清所致。权利的一大基本特性就是可由权利所有人自由选择行使或放弃，而证明责任显然是法律对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设定的一种负担，要求当事人只能被动承担，不可主动选择。持此观点者将“证明责任”和“举证权利”两概念进行类推混同，却根本无视二者在定义内容上的巨大区别，殊不知放弃举证权利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利后果，但由此可能造成的要件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却正是由证明责任确定放弃举证权利方的不利结局。
2、义务说[14]
此学说以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为依据，认为证明责任是与“举证权利”相互对应的一项诉讼义务，并认为不提供证据证明自己致使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被法院判决承担不利后果就是违反此义务的法律后果。此观点失误在于对“义务”和“责任”在法律上的意义产生了模糊。违反法律上的义务是会直接招致法律制裁的，而不负法定责任却并不会马上招来惩罚，而只是产生对责任人的不利影响。从这一显著区别来看证明责任，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显然不能视为一种制裁，而是为防止法官拒绝裁判，求得相对正义公平的判决结果而采取的一种裁判方式，法律要求适用此方式的法官裁判当时仍须“心平如水”，不得对承担证明责任方先行存有打压制裁的主观偏见。
3、裁判必要说[15]
此学说认为在要件事实真伪状况不明前提下，证明责任是法院做出裁判的必要依据，即法院应判决承担证明责任一方败诉。这种学说的可取之处在于清晰表明了设置证明责任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但其缺点亦十分明显：首先，它将创立概念的原因直接认定为概念的性质，这未免有过于简单肤浅之嫌；其次，它也混淆了一对重要概念——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二者固然有着紧密联系，即有证明责任才会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但是，证明责任侧重对象是当事人，强调不充分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要承担不利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侧重对象是法官，要求法官以公正合理心理分配举证负担，进而做出裁判[16]。此外，即使二者都具有约束法官裁判行为的含义，但证明责任是将法官引向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的前提规则，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则是“接应”证明责任并将其最终落实于判决的后续规范，二者在时间顺序和具体内容上仍迥然有别，法官裁判的真正必要依据是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而非证明责任。
4、当事人责任负担说[17]
如果说前面的“权利说”、“义务说”和“裁判必要说”或因年代久远、与现代理论脱节，或因定义偏颇较大，始终缺乏说服力而已逐渐被理论法学界所摒弃的话，那么“当事人负担说”几乎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诉讼法学界的通说。且由于这种学说紧扣字面进行解释，看似非常合法入理，故在司法实践领域也已被绝大多数法官所采纳。此学说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对照定义来看，这种经典的性质学说几乎无懈可击。但我认为，在法制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民诉证据规则》出台后，这个经典学说已不再完美。而其破绽正在于，它没有将举证责任被《民诉证据规则》所确立的、作为法院对“要件事实无法查明”类诉讼进行裁判所必须依据的“裁判规则”这一新兴而极其重要的性质包含在内。而未将性质内涵概括完全的学说，无论其阐述得如何经典美妙，都必然失之于完整和周延。
5、裁判规则说[18]
正是由于看到了传统经典的“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在证明责任的新性质要素——“裁判规则性”上的疏漏，近一两年来，着重强调证明责任的“裁判规则性”的“裁判规则说”开始出现。应该说，提出此观点的用意、动机都不错，但问题在于，将证明责任最终只确立为一项法律上的裁判规则，又是否概括完全了呢？我以为不然。传统的“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即使不再经典完美，但它所肯定的“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被法院判决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负担”，却是经历了长期学术论争和实践检验而得出得一条正确认识，证明责任对于当事人的意义，也绝非一部司法解释或一个学说的出现就可完全抹杀和替代。否则，将证明责任只认定为立法者为解决“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而确立的、法院在裁判时必须遵循的法律规则，最为直接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要求当事人接受法院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所做出的判决，将缺乏理论依据。
（二）基于对以上学说优缺点的综合评析，我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应该被界定为：证明责任乃是当事人的责任负担和法院的裁判规则的统一。之所以敢大胆地将两项都相对合理却又都有失全面的观点加以整合得出此结论（在此为方便论述权且将其称为“统一说”），我的理由如下：
1、 就现有研究高度而言，“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和“裁判规则说”可以说分别代表着传统和现代两派对证明责任性质认识的相对正确的观点。虽然从现状上看，“当事人责任负担说”由于已深植于我国诉讼法律思想体系之中，且在司法实践中作用不可或缺，因此地位十分稳固。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裁判规则说对于提升我国法官的法律观念，强调人民法院必须严格依法办案，从而加快健全和完善我国法院审判制度，意义却更为重大，因此“统一说”将二者都包入证明责任性质当中，使其能达到古今结合，眼前和长远利益兼顾，实属有利无害之举。
2、证明责任作为一部具有立法性质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其自身的法律属性是勿庸质疑的。一般认为，法作为规范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和作为裁判准则的强制规范[19]。而“统一说”所包含的证明责任的两重性质，恰好分别与法的两方面性质相对应，既点明了对当事人的社会意义，也强调了对法院的规则意义，使证明责任作为法律的一部分更具权威和说服力。
3、“责任负担说”一直强调：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负要件事实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就应当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判决承担不利后果。从这一结论就已经可以隐隐感到，持此学说的各家学者们似乎已将“法院必然会遵守证明责任这一裁判规则做出对承担责任人不利的判决”作为了证明责任性质内涵中的“应有之义”，“统一说”在此将这一层大家已一致认同而心照不宣的含义作显性化表述，使其一目了然，应是顺理成章所为。
4、回顾本文第一部分，我国诉讼法学界对于证明责任性质的认识，仍处在“争鸣”阶段，但司法实践领域面对日益增多的需适用证明责任处理的诉讼纠纷以及全新的司法解释，却亟需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证明责任性质定论来指导日常审判工作。从功利角度而言，若在此独辟蹊径再创出一套未经任何理论交锋提炼的全新观点来，虽未尝不可，但也不可避免要遭受一番矿日持久的理论洗礼，最终作用还可能难以体现。倒不如将现有学说中相对合理部分认真加以锻造整合，得出的成果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践需要，却也不乏创新之处，在推动理论研究向前发展上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1]黄松有：《适用与解释》人民法院出版2002年第1版 第361页
[2].有关“证明责任”的规定最早出现在清政府1910起草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230条：当事人应立证有利己之事实上主张。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50页
[3] 参见张卫平《程序公平实现中的冲突和衡平——外国民事诉讼研究引论》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31——234
[4]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教程》 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版 第213页
[5] 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民诉法学界几乎都一致认定“证明责任”即“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意义、主观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讨论结果意义、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声音十分微弱。参见李祖军：《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 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第277——284页
[6] 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 第64页
[7] 参见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第12页
[8] 按德国学者罗森贝克的解释，“确定责任”才是“证明责任”的本质，而奥地利学者威利和阿德拉使证明责任概念摆脱“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双重含义说”真正走向独立。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29页
[9] 我国自引入“证明责任”以来一直将其定位于“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责任），令证明责任作用被大打折扣甚至虚无化；我国一向以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活动主体，只谈法院外部独立而不讲法官内部独立。
[10] “结果（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客观（主观）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并非现今大陆法系国家的“举证责任”概念所指的“提供证据的责任”，而是传统的包括“提供证据责任”和“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双重含义的“广义”举证责任，现今仍沿用此提法盖是顾及传统的“双重含义说”影响太深而为的无奈之举。建议今后借鉴日本学术界的做法，将前者统一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统一称为“证明责任”，以方便交流理解，防止不必要的概念混淆。相关内容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37页
[11] “证明责任法”是指法院（法官）在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适用的法律规范。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117页
[12] 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45页
[13] 参见廖新仲：《民事诉讼证据认识论》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第1版 第230——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