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



作 者 闫弘宇
所在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法律系
邮政编码 130000



摘 要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 邓小平 法制 法治

引 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制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2]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制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经济的相互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自身法制建设的同时，努力谋求法律与国际接轨。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越发显得艰巨，这就需要一个系统、完善的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总的发展加以指导，以避免法制建设与发展中的盲目性，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结构
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民主选举

李克垣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定。近几年来，我街道各个社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了贡献。2003年底，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我街道各个居民委员会进行了实质意义上的换届选举，使居民委员会真正成为法律规定的自治组织。与此同时，还成立与每个居民委员会相对应的社区事务所，这样，在一个居民区就形成党支部、居委会、事务所三个机构并存的局面，这就使我们的社区人民调解工作面临新的局面，也给人民调解工作提出新的挑战。随着上一届居委会使命的完成，原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自然终止了，但由于新的居委会与事务所的双重架构以及目前社区自治运转的不成熟，新的调解委员会迟迟难以产生。在新形势下，如何合法地有效地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既能促进社区群众自治，又能有效的开展好人民调解工作，是面临的新课题。我们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社区工作的实际情况，设想通过一定程序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对人民调解员进行法律法规、调解技巧的培训，以实现人民调解工作在社区的正常有效地运作，打开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一、新形势下建立人民调解组织面临的双重困境
虽然《宪法》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都规定了居民委员会应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调解民间纠纷的职能，但换届选举后人民调解组织的成立面临着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困境，迟迟不能成立，人民调解工作也不能有效开展。新一届居民委员会成立后，由于各项配套制度还没有相应地配套，所以居委会的办公场地、办公经费、工作机制均没有落实；由于社区发育不成熟、居民自治意识比较淡薄以及当选的委员在社区没有利益相关 ，所以新当选的居委会委员是否开展工作以及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开展工作是完全取决于其自身奉献精神的大小，所以这就不能保证法律规定的居委会需要办理的各项事务的落实。这也导致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无法建立，人民调解工作的无法开展。这是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居委会换届后，我区建立了与居委会对应的社区事务所，事务所内也设了负责调解工作的干部，但是这并不是人民调解委会员组织，也不能代替人民调解委员会，因为社区事务所与人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不同，“社区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受政府聘用” ，明显具有政府公职性质；而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 。事务所调解干部可以承担有关调解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但并不适合以人民调解委会员的名义主持调解、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因为事务所调解干部既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也不是受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调解员。这是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理论困境。如果不破解这双重困境，历经几十年发展完善的、被西方国家喻为“东方一枝花”的人民调解制度就有可能在社区逐步萎缩，甚至消亡，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二、破解难题，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
如何突破困境寻求人民调解工作的出路？面对现代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大潮，不可能退回原路。发展所产生的问题需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所产生的困境仍需通过改革来破解。解决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面对困境，仍需从法律入手，结合现实情况，通过继续深化社区政治文明建设、拓展群众自治的领域来解决，也就是贯彻《人民调解委会员组织条例》 ，在社区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把事务所调解干部选入调委会或者由调委会进行聘任 。这样，一方面保持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做到了调解工作的主体合法，使事务所调解干部名正言顺地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由事务所调解干部作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承担调解的事务性工作，解决了自治组织没有拿薪的日常工作人员的问题，避免了自治组织的虚化，保证调解工作的日常运转。
三、人民调解委会选举的程序和操作步骤
虽然法规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由选举产生，但选举形式、选举方式、选举程序等细节问题都没有规定。参观其他形式的选举（主要是居民委员会的选举），结合社区实际，不难设计出调委会选举工作的程序。其中最重要的选举产生方式问题，调委会的产生可以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居民委员会选举产生。由于居民委员会是由居民或居民代表选举出来的，所以应该能够代表本居民区居民意见，其选举产生的调委会可以具有合法性。这是一个程序最简单的选举办法，操作起来最省力，但选举的基础最薄弱。
（二）由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在原来居委会换届选举中基本上是采取的这种形式，可以由选举居民委会员的原代表选举产生调委会。这样节省了选民登记、产生代表等选举的前期程序，减少了工作量，操作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但也具备了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三）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即直选）。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调委会。这种选举方式代表的民意基础最为广泛，但操作起来也最复杂、工作量也最大。
我们设想以第二种选举方式为主，在少数条件比较成熟的社区实行第三种直选方式，在少数条件比较差的小区实行第一种方式。
关于调委会组成，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 ，由7-9组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主任、副主任均实行等额选举，委员实现差额选举。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产生，我们设想由一名居委会成员作为主任候选人，事务所调解干部作为副主任候选人，委员由居委会每个块或大的社区单位推选一名。
在选举工作的操作步骤上，我们设想先选2-3个社区进行试点，积累出经验后再在全街道推开。
四、对人民调解员开展培训，提高调解工作水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的规定，街道司法科负责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导工作。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后，一方面要加强调委会的规范化建设，如制作调解委标志牌、印章、格式文书等；另一方面加强对调解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对于新当选调委会主任、副主任，由街道司法科组织开展常用法律法规、调解工作技巧、调解文书制作等方面业务培训，然后由调委会主任、副主任对其本调委会的委员、调解员进行培训。

文献资料:
1.《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第三条规定：“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三）调解民间纠纷……”
新一届居委会委员没有薪水或津贴即是明证之一，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利益相关，居委会决策开展的事务影响不到居民（包括居委会委员）的利益是主要原因。
3.见上海市静安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社区建设知识问答（一）》，第18页。
4.《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5.《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成员或者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以外由群众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可以连选连任。”
6.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人民调解员是经群众选举或者接受聘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领导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调解员，统称人民调解员。”
7.《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