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立法原则研究

闫海　石桂峰


【内容提要】我国政府采购的规模、开放度、影响力日渐增大，已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相应地政府采购法制建设任务繁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地方法规规章，中央各部委的部门规章，尤其财政部1999年三个重要规章和《招标投标法》以及正草拟中《政府采购法》和其配套法规必将构成庞大政府采购法律规范体系。本文总结国内外政府采购立法经验，归纳政府采购立法中应遵循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并予以理论探讨与阐释，希冀对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适应中国国情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有所裨益。
【关键词】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法 立法原则

1996年我国政府向亚太经合组织（APEC）提交单边计划中承诺，最迟于2020年与APEC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但以下诸因素协同作用，以致于构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日程必须大大提前：首先我国政府虽尚未签署《政府采购协议》(以下简称GPA)①，但必须恪守在加入WTO谈判中关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若干承诺及其遵从《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政府服务采购的相关条款约束，进一步规范、开放政府采购国内市场；其次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经形成相当规模，通常政府采购占GDP的10-15%，即使按GDP的10%计算我国1999年政府采购达1万亿之巨，此外，相当数量的项目因依靠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而遵循国际惯例进行国际性竞争投标，致使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实际部分开放，据测算市场开放度可达15%，且电梯、照明、灯具、彩色胶卷、橡胶、轿车、碳酸饮料以及部分家用电器行业已经被外国供应商所垄断②;最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是相互的,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招标中标率不断上升,1996年中国企业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2.5万份,合同金额达102亿美元,其中中建公司等23家中国企业正跻身于世界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已成为对外经贸的新增长点,我国采购市场也不能不遵循对等原则而进一步开放，并且建立公共财政,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体制变革也必须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制度为支撑。“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必须纳入到严格法制轨道，1998年深圳率先制定我国政府采购第一部地方法规《深圳特区政府采购条例》，之后上海、河北、辽宁等10多个省、市政府采购的地方法规规章陆续出台。中央机关的试点工作也从1998年初开始启动，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民政部、卫生部等部委也相继制定部门规章，1999年财政部颁布制定重要规章《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2000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简称《招标投标法》）将部分运用公共资金的采购纳入强制招标范围，因而成为现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唯一法律规范。全国人大九届常委会正式成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军委等有关部门组成《政府采购法》》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顾问小组，按照立法规划将于2001年该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2002年8月之前力争通过。③总结国内外政府采购立法经验,可预见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框架必然是以《政府采购法》为核心,且包括招标投标程序，采购合同监督，资金划拨，供应商准入资格，采购代理资格，申诉救济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庞大的法律体系。因此研究贯串政府采购全领域，彰显现代行政精神，指引实践工作的政府采购基本原则是立法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应包括下列原则：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
一、透明化原则
透明化原则，又称公开原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行政过程的规范公开，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等透明化要求是激励公众参政议政，防止暗箱操作，避免权力寻租，促进行政效率的重要措施。在国外，公职人员申报财产法、行政程序法（特别是听政制度）、游说法等法律法规一般统称阳光法案，而素有“采购阳光法案”之称的政府采购法则运用制度安排将政府运用公共资金（Pubic Fund）实现政府职能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采购程式至于公众监督之下，政府采购因此成为“阳光下的交易”。笔者认为透明化原则应体现于资讯透明和程序透明两个方面。
（一） 资讯透明，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和具体采购项目、方式、条件等资讯广而告之，让每一个潜在的供货商都有平等机会获取、处理相关信息。国外政府采购业已形成一套卓有成效的资讯公开措施，例如借助报纸等传统媒介及政府公报等多种载体公布，或者成立一些旨在协助企业收集处理采购信息的中介机构，并且随着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迅猛发展，政府采购网站成为采购信息进出重要渠道，而且网上投标，网上采购咨询等更为新经济时代政府采购的发展趋势。财政部的《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采用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信息应通过财政部与省级人民政府指定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公布”，而且细化了公告的内容与范围。2000年7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根据《招标投标法》制订的《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进一步要求招标公告必须在计委按照“相对集中，适度竞争，受众合理”的原则确定的报纸、信息网络（指定媒体）免费公开，以保证潜在投标人平等、快捷、准确获取招标信息。近年来通过政府上网工程，各省、市和中央部委几乎都建立本部门本系统的政府采购网站，但是普遍存在维护不及时，内容不统一，影响范围小等亟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
（二） 程序透明，GPA中规定公开招标程序、选择性招标程序、限制性招标程序三种采购方式，而《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五种方式，其中公开招标采购，即指政府采购机关或者受委托政府采购的业务代理机构以招标公告方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投标，是程序透明度大，适用范围最广的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采购不仅要注意以上论述的采购项目，技术特征等资讯公开透明，而且在投标、议标、决标诸环节透明化以及采购机构履行真实明确记载采购纪录的义务，定期公开基本统计数据等并对投标方的质疑询问提供及时、准确答复。
二、 公平竞争原则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激励、约束经济主体的有效机制是竞争，而实现竞争，防止竞争异化则要求公平，为实现政府采购目标与效益，就必须制定以下体现公平竞争的内容：
(一) 促进竞争，通过供应商之间竞争，形成有利于采购机关的买方市场，扩大采购回旋空间，优中选优，获得质量价格比最佳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促使供应商降低成本提供高质高效的商品、服务、技术。如前述，《暂行办法》中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因透明度较高，竞争也较激烈，而被普遍采用，对于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暂行办法》则在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以列举范围的形式限制其适用空间且要求采购机关进行竞争性谈判、询价应与三家以上供应商接触，维护价格竞争性。
(二) 供应商资格（Qualification of Suppliers），即为保证公共商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时间而对参加竞标的供应商的技术条件、资历状况、信用程度的限制性规定。资格标准应在符合政府采购效率的前提下，给予每个有能力的潜在供应商充分机会。采购机关利用对采购标的技术、材料、设备等规格限制达到为特立人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俗称绑规招标，《暂行办法》针对此规定，“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供应商，以及含有倾向或排除潜在投标人的内容。”政府采购立法必须周详设计独立公正资格评审机构、客观公平的标准与科学透明规范的程序，在GPA第三条、第八条要求政府采购基于商业考虑对国外供应商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原则（National Treatment and Non-discrimination）是供应商资格平等的国际表达。
（三） 扶持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不但成为地区经济主导力量，也是国民经济不可不或缺的重要支柱，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金特别是资讯收集能力制约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在一般商事活动，法律不可能强制要求强者一定照顾弱者；但政府采购不然，公平竞争应理解为机会平等基础上竞争，即采购机关在追求经济效益目标同时，兼顾社会共同进步、富足、繁荣的公共利益目标，对中小企业适度倾斜。台湾地区的相应立法颇值借鉴，其政府采购法规定“主管机关得参配相关法律规定，采取措施扶助中小企业承包或分包一定比列以上政府采购”，并有相应实施细则《扶助中小企业与政府采购办法》。④
三、效益原则
效益原则，也有学者表述为物有所值原则(Value for Money)⑤，但笔者认为物有所值原则侧于价格效益之比，仅着眼于采购标的效用和功能的价值取向，作为政府采购的立法原则而言，效益原则应包涵更广泛的内容:
（一） 资金效益，现代公共财政支出由政府采购支出和转移支出构成，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硬化预算约束一直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旧的控制集团购买力、严格行政审批等行政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据有关数据反映，政府采购的资金节约率可达10%，1998年全国29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31.6亿元采购规模，节约资金4.16亿元，平均资金节约率为13.3%。⑥资金节约来源于以下:⑴政府采购规模效应节约的成本;⑵政府采购目标明确，合理配置，避免盲目分配和重复分配的资金浪费;⑶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操作，促使供应商适应需方要求，改变价格质量比，提高竞争实力。
（二） 行政效率，满足行政管理与公用事业资源需求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进行低成本高效益供给机制设计也是效益原则要求。依据此原则可思考立法上采购模式的选择，集中采购具有规模效应，利于公众监督等优势，⑦但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集中采购的较长时间、计划性的缺点决定必须辅之以分散采购，因此立法中应以保障行政效率为要求，对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适用领域作成符合国情的规定。
（三） 减少腐败与寻租行为引致效益外溢。政府采购制度是“阳光下的交易”，采购官员是在“金鱼缸”中，来自供应商、社会公众以及有关部门全方位监督，抑制了公共采购活动中各种腐败与特权寻租，利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党风政风廉政建设和实现财经秩序根本好转，但政府采购立法应避免由分散设租转为集中设租行为，稽查、约束机制的构建是不可豁缺的内容，例如采用信息公开，专家库设立，责任划分等以充分体现政府采购制度的效益强势。
（四） 兼顾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效益原则应包括公共利益的内容，即边泌所称的“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政府采购法塑造的法律主体，有异于追求的“最大利益为终极目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等民事、商事法律主体，而应定位于有责任心、有民族感，时时考虑纳税人利益，处处着眼于全社会共同富足的政府机构。⑧兼顾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应体现于立法中，譬如供应商评价标准量化中加入残废人就业、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保障等硬性要求。
四、 护民族工业原则
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在我国现有政府采购立法中鲜有体现，有学者认为其有悖于GPA的国民待遇与不歧视原则而持反对主张，其实不然GDA中也规定向发展中国提供特别或差别待遇原则的内容，即使一些发达国也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对本国商品、劳务、技术、工程的优先条款。美国最为典型，1933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购买美国产品法案》中规定，美国政府基于公共使用之目的只能采购在美国采掘或生产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所采购已制成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只能是实质上全部由在美国国内采掘、生产或制造的物品、材料或供应品制成，并且应在美国国内制造。除非有关部门或独立机关的负责人断定购买美国产品在成本上不合理或者不符合美国利益。1998年美国修改《购买美国产品法案》，增加了对在政府采购中对美国歧视的国家实施年度报告审查制度和对这些国家实施“采购禁令”的规定，依据法案，一旦某国家被“年度报告”认立为在政府采购中对美国企业实施歧视，将对该国家实行“采购禁令”，即政府不得从该国采购货物、服务或工程。实际上，美国政府采购中外国所仅占比例9%之低。
在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应当注意世界经济发展的民族化倾向，政府采购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立法上体现对国内民族产业的保护，笔者认为可规定下列措施：⑴产品原产地限制，规定产品国产化比重；⑵价格优惠，即在国内投标的性能相同情况下允许以优惠价格优先购买本国产品；⑶使用外汇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正当理由，规定限制与禁止外国供应商涉足的领域；⑷贸易补偿，要求中标外国供应商应当达的到某种比例国内采购份额或者转让某项技术或者在本地实业投资直接设厂，总之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使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显现内紧外松的格局，为民族产业提供发展空间。

今后若干年是政府采购制度全面建立的关键阶段，立法任务繁重，《政府采购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应充分贯彻透明化原则，公平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保护民族工业原则，构建一个即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我国国情的和谐统一的政府采购制度。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马怀德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乃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由于行政强制执行是以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因此，该项制度设置是否合理和必要，运行是否适当也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为此，规范和限制行政强制执行权力成为很多国家行政法近几十年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法制实践，各行政管理领域的强制执行制度已初步建立。首先，在主体上，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特有执行模式。①其次，在手段上，直接强制似远远多于间接强制。再次，在程序上，则以法院"非诉讼化"的"申请与形式审查"为主要形式。最后，在监督与救济方面，则以行政复议、诉讼与国家赔偿为主要途径。但是，制度的初步建立既不意味着其合理性得到肯认，也不意味着法治化程度得到提高。相反，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来看，目前还存在着大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立法，执行权限模糊，手段混乱，程序不健全，行政决定的执行缺乏力度等，这些问题亟待统一立法解决。本文正是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现状出发，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制定统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立法构想，以期抛砖引玉，推动行政强制执行法的研究。
一、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是在继承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逐渐形成的。学界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表述尽管不完全一致，②但主要内容是大体一致的。即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国家机关；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是强迫当事人履行义务，采取的手段为强制措施。不同定义的区别在于：首先，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认识不同，有人主张不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均有权采取强制手段追使当事人履行义务，有人主张只有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执行才称为行政强制执行，司法机关执行行政决定或行政法义务的行为不是行政强制执行。其次，对强制名义认识不同。有学者主张强制执行只能依据行政决定，不能直接依据法律实施强制，而大多数学者主张行政强制执行所针对的是当事人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为，所以，无论是行政法确定的义务还是行政机关决定确定的义务，均可成为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名义。再次，执行的手段不同。有学者将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界定为行政强制措施，有的将其界定为行政措施，有的将其界定为强制方式。最后，强制执行追求的结果有差异。多数学者主张强制执行的结果是迫使拒不履行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行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如果行政强制执行针对的是可以代为履行的义务或某种状态，那么达到与义务履行同一的状态也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追求的结果。上述观点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界对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机关、执行内容、执行手段及执行结果等方面认识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行政强制执行理论与一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的紧密联系。我国行政机关与法院共享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实践反映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理论的不成熟与复杂性。要彻底有效地解决行政强制执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仍必须对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我认为，下述几个问题则是行政强制执行理论首先应当予以回答的。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

行政强制执行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抑或是行政司法混合的行为？如果是行政行为，如何解释法院依申请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如果是司法行为，那么又如何解释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情形？如果是混合行为，是否意味着行政强制执行本身就是一种界线不清的行为，很难界定。事实上，行政强制执行是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所要强制当事人履行的义务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它所执行的前提或基础是行政义务，即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使用的手段即强制措施则可能是行政的或司法的。所以，从执行主体或形式上看，有些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另外一些则为司法行为。但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即行政义务角度看，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由于性质不同，救济途径也有所不同。如果是针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寻求救济，只能通过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途径；如果是针对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寻求救济，则可能要分别通过行政诉讼和司法申诉赔偿进行。
（二）行政强制执行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行政主体既有下命令权，自然也有执行权，此观点源于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者的著作。③也曾长期支配着普鲁士的政治法律实践，奠定了德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基础。本世纪初，德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被日本所接受和移植，并通过日本，对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也产生了决定性的间接影响。④二战以后，随着各国民主政治体制的重建，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行政权当然包括强制执行权的观念受到冲击，行政强制执行权须有法律特别授权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接受。看来，在现代社会，并不能绝对地认为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的自然延伸，它同样需要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并不自然地享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仍应视法律的具体规定判断自己能否实施强制执行。
（三）为何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部分强制执行权

行政强制执行意味着行政机关有权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依法直接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义务履行相同的状态。虽然行政机关不享有全部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但毕竟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当事人必须借助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这是历为，"行政处理由于具有效力先定特权，它的执行方法和私人关系中义务不履行的执行方法
不一样。在私人关系中，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只能请求法院确认义务的存在，并强制他方履行义务。除通过法院外，私人不能有其他强制履行义务的方法。行政处理由于具有效力先定的特权，一旦成立就假定符合法律规定，不需要通过法院确认，当事人不服时，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申诉。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依职权执行。……行政处理具有强制执行力量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决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绝执行，公务将无法实施，国家将成为无政府状态。"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机关都享有程度不同、范围不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则得以本身之公权力，实现行政行为之内容，无须藉助于民事法院之执行程序，此乃行政执行之特征所在。"⑥但是，由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行政决定或行政法义务，多少会引发执行不公，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为了有效制约行政强制权力，除立法统一规定行政强制的条件，程序等内容外，还需将一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这才能从根本上限制或监督行政机关滥施行政强制现象的发生。
（四）划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理论

很多人认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属于折衷模式，即"并不一概否认司法机关的行政执行权而仅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完全把行政执行权归集于司法机关而排斥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何时由行政机关径自强制执行，何时由行政机关申请司法机关执行，须由法律法规明示。"⑦而法律法规的规定又很不统一，有的法律规定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处理决定，有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有的法律规定要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或申请强制执行，有的法律甚至没有规定由谁执行。至于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而不那样规定，很难说清楚
。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划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理论标准，即："（1）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情况，法律一般规定由各主管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如强制拘留、滞纳金、强制收兑等等，名目很多，但此类规定只限于极少数行政机关。（2）对一些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执行手段，如强制划拨，由各单行法规定是否由行政机关行使
法律没有授予的，任何行政机关都无权行使。为了防止滥用此项权力，损害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只给了少数几家行政机关，其他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3）个别对个人、组织的权益关系特别重大的，法律规定也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房屋拆迁、土地退还等。（4）凡是行政机关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授权的，一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⑧但是，这种标准仍很难掌握。就海外理论而言，似乎存在一项划分行政执行与司法执行的相对统一的标准，即"欧陆各国对于行为或不行为之执行，固均由行政机关自行为之，而有关公法上金钱给付之执行，则并非由行政机关自为执行。"⑨至于金钱给付义务由谁强制执行，各国做法又不完全一致。如奥地利对于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由县政府及联邦警察官署有权选择适用《税捐执行通则》，行使财税官署之权限，自行执行，或以债权人之身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德国，公法上金钱给付之执行，法规未有特别规定
时，以税务局为执行机关。执行标的为动产的，依《租税通则》所规定的程序执行，如为不动产则由法院依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执行。⑩看来，把行政相对人所负的义务区分为作为、不作为及金钱给付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划分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是有一定道理的。

值得说明的是，有些行政义务是无须执行的，故也谈不到强制执行的问题，"如果行政处理的内容是决定或确认某种法律关系时，不需要执行。例如任命某人为公务员，剥夺某公务员的荣誉称号、开除某学生学籍，这些行政处理所规定的内容，根据行政处理本身就已实现，不需要其他的执行行为。"⑾
（五）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与行政强制措施、即时强制、司法强制措施的关系

行政法理论虽然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及即时强制概念，但实践中的区分却并不明显。特别是有关强制执行中直接强制与即使强制，法院依行政机关申请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司法强制措施等概念之间并无明确界线。按照现在较为流行的观点，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拒不履行法律规定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各种性质的强制措施，如强制预防、强制制止、强制恢复、强制保全、强制执行等。行政强制执行的表现形式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只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部分。它们在前提、目的、起因、采取机关等诸方面均存在区别。⑿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都
属于强制执行，不同之处在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而即时强制一般都是在情况紧急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针对的是违法的嫌疑，而即时强制则主要由于情况紧急。⒀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法院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司法强制措施并无不同。我认为，根据性质不同将行政强制措施划分为几种是恰当的。行政强制执行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实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介种类。所以法律如果仅规范行政强制执行措施而不及其余是不妥的，理论上也应将二者视为种属关系研究。行政强制措施与即时强制也是种属关系。因为即时强制只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或为制止性的，或为保全性的，或为促使性的，或为恢复性。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直接依据法律采取的，而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则以法定义务或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为前提。即时强制实际上不是行政执行问题，只是由于即时行政强制措施与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十分接近，所以常放在一起规定。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及实践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与实践均始自80年代以后。80年代以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律建设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阶段，严格地讲，此时的行政处理决定基本上依靠行政隶属关系得到执行。例如，当企业不履行纳税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以直接通过行政手段迫使企业履行。另外，对公民拒不履行行政决定的，也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及压力实现。所以，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必要建立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立法进程的加快，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也逐渐增多。从立法的内容看，既有对财产的强制执行，如对违章建筑的强制拆除，对滞纳金、罚款的扣缴，也有对人身和行为的强制执行，如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政拘留，违反环保法的责令停产停业的执行。从执行主体上看，立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划分两大类：
（一）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内容往往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为当事人设定的各种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遇有当事人拒不履行该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当事人履行。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公安机关可以强制传唤。""受拘留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抗拒执行的，强制执行。"《兵役法》第61条规定："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8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对于"擅自设置网具或种植水生物的，主管机关应当责令所有人限期清除，或者强制清除。"《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规定"本章规定的处罚，由公安机关执行。"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情形除上述几种外，还包括强制遣送出境、强制许可、强制收兑、强制退还、强制拆除、强制检定、强制变卖、强制收购等。⒁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通常仅限于行政机关为相对人科以普通义务和法律法规确定的义务，较少及于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者科以制裁性义务的情形，这是我国立法的一种特殊现象。此外，这类行政强制执行多以行为和人身为强制内容，相反，有关金钱给付义务的履行除特殊几类行政机关享有自行强制执行的权力外，多数行政机关没有此种权力。⒂
（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以法院为主，以行政机关为辅。故学术界将这种制度总结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体制。⒃尽管也有人对这种体制批评甚多，但目前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⒄纵观80年代以来制定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法律均将行政处罚的执行权交于法院。例如，198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主管机关给予的罚款、吊销职务证书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主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982年通过的《食品卫生法》（试行）第38条也规定"对罚款的决定不履行又逾期不起诉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申请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强制执行。"1984年通过的《森林法》第39条规定,"当事人对林业主管部门的罚款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罚款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也不履行的,林业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收征收管理》第56条规定，"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很多立法一改过去在法律责任一章交代诉权、诉期的同时规定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立法习惯，规定行政处罚的同时并不明确规定处罚的执行问题，例如1998年公布的《证券法》第11章规定了34项处罚条款，但并没有规定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机关和权限。这不是立法的疏忽，也并不意味着授权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事实上
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立法意识的反映，即凡是法律法规未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强制的，均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然这种立法习惯的改变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有直接关系。《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就立法而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义务多为金钱给付义务，即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没收等财产罚。早先个别法律规定法院强制执行的内容还包括"吊销职务证书"等处罚，很明显这是立法的疏忽。按照《行政处罚法》第6章的规定，执行的内容也全都是财产罚。诸如警告、暂扣吊销许可证、执照处罚都是类似确认或形成判决的处罚，无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行政机关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

除上述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以及须申请法院执行的立法情形外，有些法律还规定了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如1987年公布的《海关法》第53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的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将其保证金没收或者将其被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变价抵缴，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种选择模式实际上是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种特例。即只有在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于执行前已采取某些强制措施的前提下才适用。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此类强制措施，仍然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及实践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统一立法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制度，必须建立在统一的立法基础上。目前我国有关强制执行的立法极为分散不统一。有些立法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问题，有些却没有规定，即使规定了的，也十分不统一。行政诉讼法第66条表明了一个原则，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的以外，其他行政行为的执行均需申请法院。很显然，这一原则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法律以什么标准确定行政自行强制执行权？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哪些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又如何实现自行强制执行权？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申请如何执行？责任由谁承担？是否所有行政行为都需要强制执行等问题，不一而足，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进行统一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