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人承包建设工程后又与他人合伙施工的，并非建设工程转包

黑龙江能通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与李春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后，承包人又与第三人协议合伙承包该项建设工程的，第三人完成建设工程后，可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项，但是承包人就发包人欠付工程款项对第三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承包人与该第三人是合伙关系，诉讼地位平等，并非建设工程转包。
2005年11月25日，能通公司与王明海签订了杆路工程合同书，后李春华与王明海合伙承包能通公司电视杆路之部分工程，一份工程为二百公里，另一份工程为一百公里，按照合同约定分别交纳了60，000元和30，000元的质量保证金，合同签订后，李春华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施工，施工了二十五公里，能通公司以无原材料为由让停止施工，回去等消息，工程全部施工结束，能通公司也未知李春华继续施工。2007年，王明海委托妻子张某某去能通公司进行工程结算，该公司仅给付质保金20，000元。2008年4月，李春华与王明海在林口林区基层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由李春华与能通公司龙江分公司进行结算剩余的质保金及工程款。2009年1月，李春华找能通公司进行结算，该公司退还10，000元质保金，在这期间第三人从能通公司取走56，500元，尚欠质保金3，500元、工程款27，000元，共计30,500元及利息9,753.03元和索款交通费2，985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王明海作为本案第三人，对于被告能通公司欠付原告李春华的工程款项，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第三人与能通公司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李春华与第三人系合伙关系，从实际情况看，能通公司与王明海签订的杆路工程合同书之后，便将该工程转包给李春华施工并收取一定费用，李春华就是实际施工人。杆路工程施工合同的义务都是由李春华履行的。李春华与能通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杆路工程合同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2008年4月，李春华与王明海在林口林区基层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达成协议，能通公司龙江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本案合同主体是能通公司，李春华即可对能通公司主张权利；第三人王明海为本案合同主体，应与能通公司互负连带责任。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王明海与能通公司签订的杆路工程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由李春华负责组织人员进行施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李春华已实际施工了二十五公里，李春华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虽然合同主体是王明海，但王明海与李春华系合伙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李春华是实际施工人，与能通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当，能通公司没有按杆路工程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应承担给付工程款并返还质保金的义务。王明海在本案中与李春华属合伙关系，应是同等诉讼地位，其与李春华已经过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由李春华向能通公司主张债权，王明海不应对能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案件来源
龙江县人民法院〔2011〕龙江商初字第1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齐商三终字第41号
　　
三、基本案情
　　2004年8月4日，能通公司在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岗分局登记注册。2005年6月22日，该公司在龙江设立分公司，并申请注册登记。2005年11月25日，能通公司与王明海签订了杆路工程合同书，后李春华与王明海合伙承包能通公司电视杆路之部分工程，一份工程为二百公里，另一份工程为一百公里，按照合同约定分别交纳了60，000元和30，000元的质量保证金，合同签订后，李春华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施工，施工了二十五公里，能通公司以无原材料为由让停止施工，回去等消息，工程全部施工结束，能通公司也未知李春华继续施工。2007年，王明海委托妻子张某某去能通公司进行工程结算，该公司仅给付质保金20，000元。2008年4月，李春华与王明海在林口林区基层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由李春华与能通公司龙江分公司进行结算剩余的质保金及工程款。2009年1月，李春华找能通公司进行结算，该公司退还10，000元质保金，在这期间第三人从能通公司取走56，500元，尚欠质保金3，500元、工程款27，000元，共计30,500元及利息9,753.03元和索款交通费2，985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6年1月18日黑龙江能通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更名为黑龙江能通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2006年6月24日黑龙江能通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龙江分公司更名为黑龙江能通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龙江分公司。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第三人与能通公司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李春华与第三人系合伙关系，从实际情况看，能通公司与王明海签订的杆路工程合同书之后，便将该工程转包给李春华施工并收取一定费用，李春华就是实际施工人。杆路工程施工合同的义务都是由李春华履行的。李春华与能通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杆路工程合同并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建设工程解释》第26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并不会损害发包人的权益。2008年4月，李春华与王明海在林口林区基层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李春华与王明海协商后均同意由李春华对能通公司龙江分公司的质保金及工程款进行结算，结算的质保金和工程款归李春华所有。能通公司龙江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能通公司的分公司，本案合同主体是能通公司，李春华即可对能通公司主张权利，能通公司龙江分公司不承担责任；第三人王明海为本案合同主体，应与能通公司互负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黑龙江能通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李春华工程款27，000元，退还工程质量保证金3,500元，支付利息9，753.03元及交通费2，985元，合计43，238.03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二、第三人王明海与被告黑龙江能通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44元由原告负担2，270元，被告负担382元。
　　二审法院认为，王明海与能通公司签订的杆路工程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由李春华负责组织人员进行施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李春华已实际施工了二十五公里，李春华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虽然合同主体是王明海，但王明海与李春华系合伙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李春华是实际施工人，与能通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当，能通公司没有按杆路工程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应承担给付工程款并返还质保金的义务。王明海在本案中与李春华属合伙关系，应是同等诉讼地位，其与李春华已经过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由李春华向能通公司主张债权，王明海不应对能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判决王明海承担退还质保金等义务错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龙江县人民法院〔2011〕龙江民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龙江县人民法院〔2011〕龙江民商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八十条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六条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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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罚金刑执行监督的探讨

付国义


罚金刑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是一种附加刑，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主要适用于经济性犯罪或贪利性犯罪，同时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我国刑法从有利于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单位犯罪以及实现罚金所具有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的角度出发，大幅度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使之成为仅次于自由刑的一种刑罚。这一刑罚结构的确立，改变了我国刑罚体系的布局，具有现实意义。经过近几年的司法实践，罚金刑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长期受我国传统的重自由刑、生命刑、轻财产刑的刑罚观念的影响以及受原刑法的立法限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并没有对生效的判决、裁定中确定的罚金刑的执行进行应有的监督，使之成为法律监督的盲区，与已渐趋规范化、制度化的自由刑、生命刑的执行极不相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监督的完整性。
鉴于此，笔者对罚金刑的执行提出以下想法，供探讨。
一、指定专门的执行监管机构
罚金刑的执行监督有别于自由刑、生命刑的执行监督。
自由刑、生命刑的判决一旦生效，被执行人即丧失相对的人身自由，处于被控制状态，而罚金刑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有的被限制人身自由，有的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被执行人仍在社会上活动，因而对其实行执行监督，困难相对较大。因此，如有可能应设立专门的刑罚执行监督机构，以保证监督的有效性。然而根据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体制上的实际情况，尚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因此，暂可将对罚金的执行监督业务交由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承担。这主要是因为，监所检察部门作为检察机关内设的刑罚执行监督职能机构已在开展的业务中积累了丰富的执行监督经验，另外，他们在开展自由刑执行监督时，往往也牵涉到对罚金刑的执行监督。
二、对罚金刑的执行实行监督的难点
1、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由人民法院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由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管制、拘役和剥夺政治权利，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对死刑执行的法律监督，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是在死刑临场监督检察中，都充分显示着对死刑执行的监督，而对罚金刑的执行监督却没有具体的秩序和规范，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操作。
2、我国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从以上规定划分了罚金执行的五种方式：一是限期一次性缴纳；二是限制分期缴纳；三是强制缴纳；四是随时缴纳；五是减少或免除缴纳。在对罚金刑的执行过程中，对于被判处主刑附加刑罚金的执行监督较单处罚金刑的执行便于监督，因单一判处罚金的罪犯，判决后，已被羁押的被告人应立即释放，不得限制其人身自由，无论是对罚金的执行，还是对罚金执行的监督相对增加了难度。
3、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对这三种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有的被判处罚金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整个审判活动中，只有法院的审判人员一人完成，与我国法制发展的进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不相适应。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单处罚金的案件，法院宣判后，其判决书、执行通知书不能及时送达人民检察院，而罚金刑的执行又由人民法院来执行，不利于人民检察院对罚金刑的监督，很难对法院违法错误的判决进行纠正。
4、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对罚金刑的适用上，法院有的办案人员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以弥补办案经费不足为名，或受利益驱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对于应判处主刑、或主刑与附加刑并用的被告人，热衷于仅判处罚金，不考虑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如何，多已在判决前“强制”其一次性缴纳全部罚金，以认罪态度好等理由免除对被告人处以主刑。以单处罚金刑代替主刑，违反了“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三、对罚金刑的执行实行监督的方法
1、建立执行台账，实行跟踪监督。执行监管机构应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建立统一的执行台账，对于被判处附加适用罚金的应随主刑的执行一并建立台账。要对每一个被执行人的情况根据判决书、裁定书确定的罚金交纳方式、缴纳时间、缴纳数额进行跟踪监督，随时与人民法院的执行部门取得联系，了解执行情况，必要时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情况，如执行文件的附本、缴纳罚金的附件等。对于逾期没有如数缴纳罚金的，人民检察院应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人民法院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执行。
2、对一次缴纳和分期缴纳的执行监督。主要是对人民法院是否按判决书、裁定书指定的时间和数额执行罚金刑进行监督。如人民法院没有按指定的时间去执行，人民检察院应督促其及时纠正，抓紧执行。
3、对强制缴纳执行的监督。主要是对人民法院是否应对被执行人采取该种执行方式，以及在采取该种执行方式时，有无违法进行监督。对不应采用强制缴纳方式（如被执行人符合减免缴纳条件）或采用强制缴纳措施不合法（如扣押查封财产未按法律程序办理手续等）的行为可采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予以纠正。对符合减免缴纳条件的，如被申请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减免申诉或请求，人民检察院应在查明情况后，建议人民法院予以减免缴纳。
4、对减免缴纳的执行监督。主要是对人民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予以减免缴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监督。司法实践中，不排除一些人为的因素而产生的对应该缴纳的被执行人给予减免缴纳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执法不公的一种表现，检察机关应加强对减免缴纳罚金刑的监督。减免缴纳罚金虽然与减刑适用的前提不相同，但罚金刑也是刑罚的一种，对罚金的减免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对刑度的一种减免，因而，也是一种减刑活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据此，对于执行过程中的减免缴纳罚金的裁定人民法院应及时将裁定书送交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要依照减免缴纳罚金必须具备的条件，对这一裁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监督并参照刑诉法的上述规定对不符合减免条件的裁定及时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对于因徇私舞弊 而对不符合减免缴纳条件的被执行人予以减免缴纳的，人民检察院应视其情节轻重及时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立案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