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心挑选信息的传统媒体不同，微博时代的司法活动任何细节都受到关注，这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在微博时代，司法机关需认真分析微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面，并作出积极的应对：创新司法公开，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树立法律信仰，形成司法公正的社会基础。
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变革，已为过去十几年实践证明。以社交网站崛起为特征的互联网新时代正横扫中国，而爆炸式增长的微博成为中国社交网站的主流，中国正迎来“微博时代”。从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的2010年至今，微博对公共事件的影响无孔不入。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也不例外。
在法律性质上，微博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的载体，其影响力是一种舆论影响力。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对社会关系和司法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大有不同。当前微博尚处初级阶段，对司法的影响处于萌芽状态。
与精心挑选信息的传统媒体不同，微博时代的司法活动任何细节都受到关注，这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过去司法公开面对的舆论压力主要来自媒体，而微博时代的舆论不再依赖媒体为其信息源，媒体反而追随微博的民意，过去“媒体引导舆论”变成“舆论引导媒体”。司法机关直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这极大挑战司法机关的智慧。微博时代的社会力量将比媒体更为激烈地冲击司法公开的现有边界。在微博浩渺的信息流中，一切被获知的信息将无差别地公开，并可能形成爆炸式传播，司法公开技术门槛也变得极低。
微博时代对司法的影响，有一个链条完整的影响机制：
一是信息传播技术发生重大变革。此前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来自于传统媒介或网站，这种传播具有单向性、自上而下性。而微博时代通过网络的交互功能，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源，又是受众。意见气候的形成，越来越多地依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并非由大众传媒力量主导，而是由优势网民意见扩散、汇聚后形成。微博的出现，使传播具有低门槛、即时性、个人化和高粘性的特征，信息可瞬间呈现几何级爆炸。社会管理者管控舆论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二是社会出现“自组织”现象。微博本质上属于社交网站，其魅力在于人身粘附性。每个“意见领袖”都有大量“粉丝”，每个普通用户也或多或少拥有“粉丝”。社会关系因此出现“自组织”现象，改变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格局。中国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式的层级控制极为严格。今天，中国社会仍以层层组织化为特征，下级组织从上级组织获得信息和指令，个人从组织获得信息和指令，形成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格局。而微博时代的社会关系发生裂变。以人身粘附为线条，每个人构成无边网络一点，每点又分出无数支点，循环无穷，使传统的自上而下格局外，又形成盘根错节的新的社会关系格局。
三是社会蕴藏强大的动员与行动能力。“自组织”现象必然相伴强大的动员和行动能力。微博在传播上的低门槛、即时性和爆炸效应，与其作为社交网站的人身粘附性交织，有助于群体冲动的爆发。
四是社会关系变革触发司法联动。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必然产生法律需求，进而对立法和司法产生影响。当社会关系发生变动，社会管理机制便必然产生联动。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环，且被赋予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司法应当发挥主动性，与时俱进化解社会矛盾，体现司法的价值。
微博对司法的关注常从特殊个案开始，其能量也在个案上得到最大发挥。微博时代的初期，我们感叹于社会与司法力量交互中的混沌甚至迷失。这个阶段的“围观”，结果可能使个案正义得以实现，也可能迫使司法机关因民意作出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判决。
在微博时代，司法机关需认真分析微博的影响路径和影响面，并作出积极的应对：
一是创新司法公开，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法律已经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并规定“诽谤罪”等平衡条款，立法对微博的规制并非空白。但司法实践中，单个司法机关与微博在能量上是不对称的。司法被动性的固有气质从审判延伸到对外沟通，暴露出响应社会舆情能力的不足。但被动性并不意味着法院就要闭塞视听。通过更大程度的司法公开，积极寻求与社会力量的互信，是当前司法面对微博民意的第一要务，也是在微博时代司法权威得以维系、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必要因素。目前，诸多地方法院已主动开通微博作为司法公开新载体，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使司法机关公开公正的形象得到提升。
二是树立法律信仰，形成司法公正的社会基础。司法和微博的内在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正，而其冲突正暴露出当前法律信仰缺失的现实。要提升民众的法律信仰，形成尊重司法的公序良俗，才能避免微博时代的民意演化为干扰司法公正的力量。首先，司法机关和政府应以身作则，通过法的运行来倡导尊重法律的社会风尚。其次，应通过法治教育，将法律信仰内化为普通民众的精神品质。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