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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碎司法人员既得利益之幕/杨涛

时间:2024-07-21 23:37:20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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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碎司法人员既得利益之幕
                 杨涛
近日来,从聂树斌案到佘祥林案再到胥敬祥案,我们不但看到错案在一些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是是如何有意无意地酿成,公民的财产、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是如何被轻而易举地剥夺,更令我们寒心的是纠正错案竟然会是如此超出想像之艰难,在纠正错案中所遇到原有办案机关和人员的阻力会如此之大,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生命财产在一些人眼中竟然如此地视如草芥,这更是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和引起警惕的。
那些侦查、起诉、审判这些冤假错案的司法人员,为何要用其遮天之手掩饰真相的调查呢?胥敬祥案中,我们看到最初发现案件真相的公安局预审股的李传贵股长居然也被捕,在河南省检察院亲自指令下的抗诉,法院仍然维持其错误的判决;在佘祥林案中,佘祥林的母亲找到了佘的妻子还活着的证据,不但被公安机关不认同,佘母也以“包庇罪”被抓入狱,被人领出来时已经气若游丝,三个多月后,即含恨而去。其实个中原因无他,既得利益驱使而然,那些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人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无意制造冤假错案但事实上因为各种行政干预或失误参与其中并办了错案的人,也要积极行动起来,遮掩事实真相,这样才能让自己在办理错案中所获得的利益继续维持,并不被追究责任。这样一群因为各种原因参与办理了错案的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走在了一起,抱成一团,结成了一张深不可测、牢不可破的黑幕,错案要想不一直在错误的道路走到底真得很难。
在这么一种自身既得利益的面前,公民的财产、人身自由、生命焉有不被蔑视之道理?法律的尊严、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精神焉有不被践踏之理?所谓:“一将功能万骨枯”,此时在他们眼里,为了这局长、院长之类的头衔,那里管你是无辜被关,那里管你冤枉而死,那里会有捍卫法律尊严如捍卫生命般神圣,“公平正义放两边,利字摆中间”是这些人行为的真实写照。
只是我不明白,这些一再阻止案件真相调查的司法人员,何以还有资格坐在那些操杀生死大权的司法机关,从事阳光底下维护公平正义的最神圣的事业?当自己在做着肮脏无耻的迫害公民生命的勾当时,还道貌岸然在那些神圣的国家机关,那不是对党和人民的极大的讽刺吗?在我看来,那些无意中办了错案但能勇于纠正错案的司法人员尚可以说不是无可救药,而那些办了错案还顽固地阻止真相的调查的司法人员根本就不配再从事司法工作,不仅如此还应当更加严肃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才能还公正于当事人和民众。也正是从办错案的司法人员普遍趋于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而言,笔者多次呼吁,任何参与过所有错案办理的人员都不能再参与到错案的重新调查处理中去。
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司法人员的司法观念也不断地在进步,5月10《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广西王坤被诉故意杀人案,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疑点重重的情形下,并没有照顾下级法院和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面子”,采取像以往许多法院所做过的“疑罪从轻”的做法,判处其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而是果断地以“疑罪从无”判决王无罪释放。这一判决让我们在错案频发的冷峻现实中,看到了曙光。我们真得希望,我们的错案会越来越少,我们更是希望,我们能冲破某些司法人员的重重既得利益之幕,让那些无视公民生命自由的司法人员统统被清扫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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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海南省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海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海南省政府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政府今年6月24日印发的《海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琼府〔1989〕90号),第三条关于单项建设工程招标的造价限额的规定(即:海口、三亚市单项工程造价五十万元以上,其他县(市)单项工程造价二十万元以上),是根据我省近年来的招标情况制定的,对
提高我省基本建设投资效益有积极作用。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推进我省廉政建设,省委、省政府1989年7月22日发布了《关于廉洁从政的规定》(琼发〔1989〕19号),其中第四条规定“凡是基建工程项目,总造价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的,要严格实行公开招标,十
万元以下的项目,也要实行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个人定价和指定工程队”。这一规定对于我省在基建工程建设方面制约和消除腐败现象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各单位在贯彻《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关于单项工程招标造价限额的规定时,请按省委、省政府《关于廉洁从政的规定》
第四条执行。



1989年8月11日
  人类历史上,自杀如影随行,无所不在。死者为何决绝奔赴黄泉,徒留生者无穷哀痛?
古希腊罗马时期,自杀一度广受同情。苏格拉底饮鸩自尽,留下名言:“我去死,你去活;到底谁更好,唯有神知道。”《法律篇》中,柏拉图无奈表示:“如果你无法挽救身上的罪恶倾向,你一旦觉得死亡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摆脱生命吧。”
《古罗马人的自杀》一书,收集314起名人自杀案例。加图、安东尼、克娄帕特拉的自杀,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典范。西塞罗承认,自杀本身非善非恶,它的价值取决于动机。爱比克泰德慨叹:“你进入冥府的路有何关系?它们的分量无足轻重。”奥雷勒皇帝强调:“我会像一缕轻烟飘然离去。为什么还把这当一回事呢?只要万物不放弃我,我就会保持自由,什么都无法阻止我去做想做的事。”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鉴于太多基督教徒舍身殉教,首次宣称自杀殉教是一种罪过。533年,奥尔良主教会议批准罗马法令,禁止向自杀者供奉祭品。布拉格会议把自杀罪正式列入天主教法典。公元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在《神学大全》中,痛批自杀三宗罪:否定生命至上原理;冒犯社会;违背上帝意志。
与此同时,世俗当局担心若坐视不理,任其发展,自杀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让本来就苦于小国寡民的国家,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各国祭出严刑峻法,严惩自杀者,自杀罪应运而生。自杀者尸体不许下葬,没收全部财产,不得举行宗教葬礼。
普通法认为,自杀是一种可耻的犯罪。 “Suicide”(自杀)——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凶手,可见一斑。公元967年,英国国王颁布法令,自杀者与谋杀犯同罪,尸体受鞭示众,木桩穿心后方可埋葬,且不能入公墓,只许埋入大道路口之下,千人踩万人踏,不许举行葬仪。
1270年,法国《圣路易习惯法》中规定:如上吊、溺水及不论何种原因的自杀行为,死者及其妻子的动产归男爵所有。圣女贞德狱中从塔顶纵身而下,她宣称:“宁愿死去,也不想在这么多好人遇难后,苟延于世。”法庭随即加上一项“自杀罪”指控。
1664年,一位法国农妇自杀,家人谎称死于意外,从而取得法律许可,埋在墓地一角。司铎起了疑心,向主教法院提出申诉:“不管自杀者留下的六个未成年孩子,必须剥夺财产。”教会执意追究到底。法学家多主张宽容那些“迫于无奈、劳累、贫穷”的自杀者;非证据确凿,不得没收财产。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兴起,教会绝对权力瓦解。哲学家率先发难,蒙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竞相为自杀行为正名。
叔本华抨击:“教会对自杀者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野蛮之举,实际上这恰恰是违背了《圣经》这个唯一准则所赋予人的权利。立法者所主张的对自杀未遂者的处罚,就更显得愚蠢和无聊之极。”
休谟强烈谴责法律的不公正:“任何人生命的价值,并不因其舍弃生命而丧失。”宗教和法律,不分青 红皂白,一味处罚那些杀身成仁的义士、维护贞操而牺牲的贞女、强敌环伺而勇于自刎的豪杰,荒谬至极。
1776年,一位法学家表态:“没收自杀者财产的法律,如此残忍,明显引起公众的反感。”英国乔治三世时期,97%的自杀诉讼,以“神经错乱”结案,法官宣布死者为“自然死亡”。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严禁自杀是无用、徒劳、不公正的。
18世纪以后,现代观念业已形成——自杀纯属个人自由选择,自杀非罪渐成潮流。法国大革命开风气之先,一举废除自杀罪。“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成为共识。不过,唆使、协助他人自杀, 在法国仍按谋杀罪论处。1961年,英国萧规曹随,最终废除自杀罪。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段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字,写于1600年。四百年来,哈姆雷特的内心读白,大哉问超越时空,流传至今。丹麦王子的问题,也就是全人类的问题。重要的是,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选择生命,思索就是存在!
放弃自杀,选择扼住命运咽喉的哈姆雷特,以自己勇敢的抗争,喊出人生的最强音:“有比忍受多舛命运更高贵的灵魂吗?有比反抗苦难人世更高贵的灵魂吗?”



出处:《方圆》杂志2013年1月